建筑批评,一种先于建造的潜能


 


对历史的回溯,并不是对历史中的现场回溯,因为“实践事件时间”意义上的“现场”不是被回溯的,而总是在回溯中重新建构的。如果我们认同建筑批评更应当关注的是神经活动的跃升与转化,一种“矛盾的想象解决”(詹姆逊,7981),那么批评的确具有着一种先于建造的潜能,而基于当下共同焦虑的在作品与社会、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重下,也可以成为另一种先于建造的批评。



 


   之后的论述将在对建筑批评及其实践(现代主义以来)的历史回溯和考察中展开,尽管大多是建筑学界熟悉的内容,但并非由于篇幅的原因而做了相当的缩减,而是因为从不断的建造行为与建造前的批评共同构建的现场出发,我们可以将包含了诸多复杂内容的建筑历史进行深度的但同时也是简化的处理。



 


   在一部分由诸多文本、话语和实践交织而成的建筑总体历史中,字面上所关注的最终可以被归结为两个主要的命题:“建筑是什么?”以及相应的“建筑师做什么?”,实质上这也就是对建筑学以及建筑的生产的目的、方法和对象的不同回应,同时也是一种从批评视野出发的设定。


 



我们可以从自维特鲁威开始的各个时期理论(批评)家的言说中看到对“建筑是什么?”的回答,例如维特鲁威提出的建筑三原则,坚固,实用与美观,如果不作更多转意的解释,似乎对当前大量的建筑物而言仍然是有效的。就在这建筑三原则之前的一个段落中,维特鲁威还指出了建筑学的内容分为三项,建造房屋、制作日晷、制造机械。但是在通常关于建筑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建筑三原则的引用远超过了建筑学的三项内容。


 


后者更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在于,从现在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社会分工的状况来看,这些内容在受过职业教育和训练的建筑师的工作程序中,已经是非常陌生并且相当的不适用了,甚至第一项的“建造房屋”也已不完全是由建筑师去负责的。



然而,建筑的三原则是对建造行为的结果提出的要求,建筑学的三项内容则完全包含了维特鲁威时代的整个建造行为的全过程。不管现实的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意味着对一个建筑得以完成的生产方式的总体关注。这虽然是两个通过不同方向看待建筑的视角,但这两组内容共同构成了维特鲁威对“建筑是什么”的一个完整的回答。由此,需要所谓建筑三原则的历史文献式的不断引用提出反问的是,如果我们认同维特鲁威时代的这一生产方式已经不存在,而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三原则对于建筑批评而言,多大程度上还算得上是一种有用的标准?我们有多大的必要去修订建筑的原则?或者说还有多大的必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其次以本身的指涉。


 


 在弗兰普顿的《建筑文化研究》的绪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与这三原则最为对位的看法,他认为“建造无一例外是地点、类型和建构着三个因素持续交汇作用的结果”。对于弗兰普顿提出的批判地域主义,莫拉雷斯和詹姆逊都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质疑。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从某种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建造的话,尽管定义有所不同,从建筑专项建造,或者说现实中的建筑物的确也只能是如此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建造,尤其是建筑师的“建造”放到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的知识体系生产中来看,并且追问建造行为怎样才能是政治的?那么,由此回到相应的“建筑是做什么?”答案未必就如此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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