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里的那些主义

    如果说空间作为一种内在的奠基性的缺失,在当时的情境中起到了作用,那么按照巴迪鸥的情境条件来看,另外一种使建筑写作想要摆脱艺术史的是一种外在的过量来自于不可计入的城市。

    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这方面最为丰富的成果是很多思想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的反思。例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谈论过大城市,还有《论住宅问题》、齐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以及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等等,尤其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观点来看,简单地说来,建筑已经很难在大规模工业生产兴起的时刻,在被当做一种传统的艺术史的对象了。
    这种经由城市的出现而来的征兆式阅读,以及对新的社会产生方式的预见性考察而来政治条件,也就是本雅明对之后的塔负里产生的影响。与福柯以话语的实践对共时性与历时性像线的压制提出的挑战相似的是,塔夫里自己对现代主义的质疑中,提出不能再以线性的方式阅读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历史,而可以有不同的切入方式,不知是从上到下,从始到末,还可以横刮,斜刮、对角切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澄清现代经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复合性。这无疑是在为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结合,设定一种新的内在性方法。

    例如塔夫里对达达主义的提问,就没有沿着艺术史对象的断裂或者也没有再放到艺术系统中去,而是做了一个反向的假定:为什么达达没有象其他的现代运动,例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那样在建筑中实现?难道仅仅是因为它在手段上的任意性与否定性无法由建筑来完成吗?从建筑所面对的这一困境中,塔夫里指出达达事实上是一种城市的艺术的看法。我们很难说,这个结论会对哪一个现成的学科有更大的实践意义。但是,我们却很容易联想起塔夫里之后对建筑师的革命热情的悲观论断。更重要的是,正如达达在那一刻对当代的艺术系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这个反问突破了建筑批评以建筑师的作品作为自己起点的界限。
    对于所谓的建筑学而言,新的政治条件所赋予的任务象征了一种被重新标注的父权的出现,而艺术史式的任务象征了延续的母权。我们可以从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开篇中奉献给帝皇事业而设想的宏伟蓝图,以及《考工记》的匠人篇粗于制定周礼为目的的城市构想中,看到这种雌雄工体的艺术-政治紧密结合的乌托邦,这意味着由建筑-政治-艺术的关联组成了这样一种家庭式的权力结构在历史上就是内在与建筑实践中的。因此,尽管有些现代运动中的建筑师对有的批评家仍然想将现代建筑与历史扯上点关系有所不满,但是处于不同的目的,他们都赞同将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能够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

    差不多与塔夫里同时的毕格尔,在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的否定性策略之间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即审美范畴不是永恒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毕格尔意义上的先锋派首先是对这些范畴的批判,先锋派并不是让艺术自律离开现实的生活,而是让艺术回到生活中去。那么对于建筑这样一个本身就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结果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空间作为建造的必然结果,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建筑的可能性条件,尽管在新的资本主义式的政治条件主导的艺术-建筑的情境中,它依然可以被当作是一个真理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建筑-政治-艺术的关系来谈,语气说空间是一种内在性的方法,还不如说只是出于建筑本体论式的需要而对空间的再现。这一再次确认只是建筑学得以出现的暂且的第一步,是与经典意义上的艺术史进行切割的第一步。(整理:梁晔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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