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对圆明园的发展哲学再思



试对圆明园的发展哲学再思


——从本体论看当下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蒋维乐




    蒋维乐  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景观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文化遗产系DICAS (Culture Heritage)景观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专业博士在读。近四年,共发表专业性高水平文章10篇,其中中文期刊8篇,国际期刊2篇。共参与项目9项,其中省市级项目课题5项,并代表西安交大、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参加国际知名学术活动5次。



    对于圆明园发展的方向问题,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受到广泛的关注,也出现了各种声音,那么对于圆明园究竟该保持目前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也就是被毁后的状态呢?还是该修复?或许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能为我们解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东西方是在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下并行发展的,西方曾经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则和方法,东方在接受、学习后开始不断审视和看待自己的文化,随着《奈良宣言》的提出,标志着东方人在以自己的文明和价值观重新定义“存在”一词,并以此作为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另一个标准。

    在世界不断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的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事实上,这正是从东方哲学的角度重新看待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本文也正是在现代社会全球化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希望通过从本体论来看待现代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景观文化遗产,本体论,保护,发展



基于圆明园看中国当下景观文化遗产


    将圆明园作为我国当下景观文化遗产代表论述的原因

    首先,圆明园是一座以“万园之园”之名享誉世界的皇家园林,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园林,它曾经作为清朝帝王最重要的园居理政场所,是造园史上集中国造园精华之大成者。

    其次,对于圆明园修复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此通过对“本体论”的理解进行分析,为大家提供论证圆明园修复可行性的另外一个视角和理论支点,供关心此问题的同仁品评,也是本文的一点现实意义。


    以圆明园为代表的当下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建筑的消亡,工业建筑的暂存,似乎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只有景观文化遗产是幸存者,中国的景观由于自古便不是政治的象征与符号,而只是统治阶级或贵族的寄情山水抒发情思以及落寞的官员舒解情绪的场所,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这些园林似乎一直扮演相同的角色,所以“它们”只是在“衰老”,而并没有遇见致命的“破坏”。

    早在公元9世纪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中就谈到了“煞风景”,中国如今的景观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就像是没有坐标的曲线,或者像漫无目的流淌的河水一样。我们国家在这一领域无论在理论体系,执行标准或准则上都取舍不定,西方曾经的标准与如今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寻找哲学根本的东方价值观念上的不一致,让这一切变得混乱与无稽,这就像拿着意大利面又要做出中国面条口味一样,令人无所适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煞风景”。



对景观文化遗产的哲学再思


    从本体论看中国文化

    本体论一词,是17世纪德国学院派Guokelanniu(Goclenius,1547-1628)首先使用。“存有”是来自希腊的概念,是抽象的、理性的,它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它是西方人为了追求所谓的哲学基础而建立的,但它建立的是一个逻辑的基础,它和人的生活、人的经验包括人对自我的体验和对整体的体验是有距离的。而中国的“本体”是人们直接感受、体验到的,它不是一般的抽象层面,而是一个动态的创生根源。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本体”是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兼含了“本”的思想与“体”的思想。“本”是根源,是时间性;“体”是整体,是体系,是空间性,是外在性。中国的本体概念具有包涵性、广大性和深刻性。


    将景观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众所周知,世界上城市的存在形式是不一样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演进在不停地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城市是地理和历史的证据。人类社会对他们所在城市的存在形式有具体的要求,正是这明确的态度,在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导致出现了一个比较的、不同的时代,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突出了当代西方的态度。笔者认为,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遗产保护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中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并不具有普适性。《公约》中部分表达方式在不相同的国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保护”意味着不同的实践。在世界各地进行同样的保护实践,这即便是在欧洲都是行不通的,首先有悖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部门所提倡的理论,这显示的是典型的现代西方的态度。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现代历史上,正是某些西方强权主义提出了全球一致化的环境建设意见,才引导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文化认同上的亏损。海德格尔说过:“只有我们不去企图把事物硬塞进我们为其制造的观念框框中去时,它才能向我们显现自己”,“公元前544-450年以来,欧洲视野下的现实一直强调正在和物质,而中国人一直强调变化和关系”。正如1994年《奈良宣言》的出台,它昭示着东方人在自己的文明和价值观下重新诠释了“存在”一词,并提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的另一种标准。



当下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因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魂,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今天整个国家与人民愿意更加尊重文化,并将文化发展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2011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对于中国的文化复兴是极其重要的信号,标志着中国这个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把文化发展与改革提到了新的位置和高度。

    回顾曾经,“在走过的路上,脚印已不能抹去”,有些破坏已经产生,放眼中国各地,千城一面的状况还在继续,这样的场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中国文化的复兴发展和对古遗产古建筑的保护迫在眉睫!


    中国景观文化遗产之本体

    阐述景观上的秩序与自由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东西方的秩序与自由,在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下从开始就产生了本质的不同,这同样体现在景观中,西方的园林,尤其是传统园林,在布局上,笔直的树墙,几何图案,对称性等,在植物上,裁剪,无论是尺度,高度,宽度或是颜色,无一不按照规矩来办,这体现的正是秩序。外部代表着混乱、无序,而内部则代表着秩序、规则和稳定。

    而东方,儒家社会下的“礼”无处不在,建筑体现尤为明显,无论是单体或者是组群,皆按照礼制标准而来,而“自由”一词对于东方社会来说,是不适合用于“出世”中的,在社会里的人,是应该遵循礼数,法度,并从属于集体的,即“在家身于父母,在外身于君主”,而“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不被接受的。然而,独有身在内宅的园林景观,成了人们精神自由的唯一乐园,这里的自由是精神的,是道家的,是用来“修身”的,它的尺度无论大小,皆体现这寄情于山水的意蕴,这也是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到的“理”,即“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我们通过眼睛去摄取山水之形象之神灵,心中有所会悟,这就得到了“理”。所以,如果画得很巧妙、很高明,则观画者和做画者在画面上看到的和想到的,也会相同。眼所看到的和心所悟到的,都通感于由山水所显现之神。作画者和观画者的精神可得超脱于沉浊之外,“理”也便随之而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画中人们喜欢画山水,也就是为什么在园艺中会出现微景观,在日本为什会有“枯山水”,这里的山水景观是寄情。同样也像海德格尔描述的“在”,在此处与在彼处,无论是时间或是空间,都在这里发生了变化。我想这也印证了佛教中那句话:“境随心转”。


    基于圆明园论述当下我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本体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创造性的根源。本体论,本体永远是一阴一阳的关系。即使是一个抽象的理念,比如说“国家”,都有其实际的历史文化,所以,抽象和具象是结合的。本体具有规范的形式,体现为规范的行为和需求,从这方面看,它是逻辑的;但在实践当中,要实践这个规范,这就是实践的、历史的。简言之,对圆明园来说,我们可以把“本”概括为它所携带的历史文化,包括建设圆明园的初衷,包括它的历史价值、使用价值、岁月价值、艺术价值、相对艺术价值等,同样我们可以把“体”理解为圆明园的存在形式,比如圆明园初建时的存在、使用过程中的存在、被毁过程中的存在、被毁之后的存在,其中,被毁之后的存在延续到现在。难道是圆明园被毁之后的存在最能诠释圆明园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么?那么将圆明园被毁之后的存在延续到现在是否合理,这种存在是否与圆明园的“本”相一致?若不一致,则需要尽力实现其本体的统一,也就是圆明园所携带的历史文化和存在形式的统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人非常重视“观”,“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诠释,诠释不仅仅是语言的运用,更是一种感性把握事物的方式,我认为,“观”就是中国人诠释本体的一种重要方式,本体也是在诠释中存在的。将圆明园被毁的摸样定格是一种诠释方式,但这否是对其本体最好的、唯一的诠释呢,我想应该不是,或许,实践圆明园的“本”更优于将圆明园的“体”定格在其毁灭后的模样,因为毁灭仅是圆明园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当然,毁灭也不是完结。这就如同我们对事物的理解需要一个本体的存在,如果这个本体是需要我们假设的,本体仅仅作为逻辑的存在,那么,他更多的便是本;但是作为历史的存在,它需要体,与本相结合的体。至于“体”如何实践圆明园的“本”,其结果才是优的,对待“观”的问题上,过程自然是该慎之又慎的,也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思考了。



结语


    在看待再生的问题上,我觉得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善待它生的过程,同时不应该太留念死的过程。你越是善待生的过程,才能更容易产生用未来理想取代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它真正再生的目的,因为现在建筑界的大多数更多是把建造物当成一个永久的纪念物完成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更多的是在进行历史保护和保留。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单谈保护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现在建筑学规划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外来的西方文化,而西方的文化是建立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的,因为西方文化有两条腿,一是绝对真理,第二是完美人。也就是说,每一代人对绝对真理的探求都觉得比前一代人更接近,所以他对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觉得要永久保留,这个其实是西方城市和建筑理论的一个根基。中国的文化和这个是有差距的,中国的文化讲求轮回,生命的能量在保持,但是生命的形式不一定是要这样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固定的纪念物上的,我觉得再生具有很强烈的对中国文化的挖掘。这个是传统的含义。

    当然,本文观点也仅代表我个人对中国当下景观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一个理解。关注这个问题不仅是建筑师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国民应有的社会意识,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共同的、不可再生的财富。


(本文来自《中国城市设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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