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西安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时尚玩家”设计师张宁

 访西安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时尚玩家”设计师张宁

     

  张宁:西安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总规划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国家注册规划师    西安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

注:本稿件是根据口头录音整理,为保证原汁原味,未做过多修改。

本刊记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第一的观念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蔓延,大的文化背景成了影响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建筑文化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正在受着猛烈的冲击,传统特色的中国建筑被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堆叠的建筑所代替,您如何看待现今这种情形?

张院长  这是一种非常必然的社会现象,首先就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间,我们的人均住房从城镇居民的1.5平方左右到现在有个大幅度提升,这三十年时间,咱们国家完成了一个实际上是个补课的过程。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实质上文化大革命把整整停建了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包括基础建设,包括市民住宅,包括公用设施,整整停了十年。这三十年里,一方面是补前十年的课,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腾飞,主要是在这一阶段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一个基本的生存需求,客观上也以追求数量补足为其基本目标,在文化质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好多令人感到担忧的现象,担忧也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思潮。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不仅我们这个城市,其他城市也都同样存在,城市的记忆在这三十年受到了最大规模的Delete,很多老的一些社区,老的一些优秀的建筑,因为城市改造的迫切需求,很多都被拆除掉了。拆掉以后,带来的问题就是整个城市记忆就逐步的丧失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就会感觉缺乏归宿感。刚才你提到的这些钢筋混凝土形成的水泥森林,实质上它们所包含的建筑技术和改善民生的艰苦努力是并没有错的,只是一种民族振兴和经济膨胀的雄心大志使我们忽略的本该安静下来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这三十年追求数量的过程中,好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被这些钢筋混凝土的技术给解构掉了。

本刊记者:就您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目前的中国也应该有所弥补了吧?

张院长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对与错你我都不可避免的负有责任,因此上,不是中国开始弥补了,而是应当说,这种思想上的强烈的弥补诉求已经形成了大众的一种集体念力,也正是此时更应该通过文化传媒的效应,做出反思,做出弥补。在轰轰烈烈的三十年里,有很多老建筑、老街区,由于整体社会的误判,导致拆除了好多有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失误的已经很难补上。因为被拆除的老街区不仅仅是一个个样式,可能在这个老街区还发生过好多的故事。比如清代的一个建筑,它延续到现在,一百多年,它被拆除了以后,拆掉的不只是一个形象,而是关于这个城市这个建筑和这个街区的故事。也许这个房子在的时候,它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在清光绪年间怎么着怎么着,清咸丰年间发生过什么什么故事,甚至这块地儿,它的邻里的关系都是有延续的,它的邻居、邻居的邻居,互相之间有个非常紧密的邻里关系,那房子拆掉以后什么就都没有了,严格来说,用现代技术包括用纯传统的营造方式营造它,应当说可以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貌。只能是样貌,但是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关于城市的故事、关于人的故事,这个是很难弥补的。但是就像刚才咱们聊的,我们在思想上意识到了这种弥补的必要性,文化基因的建筑传承也越来越充满了乐观。

本刊记者:法国有一位著名的美学家丹娜,她曾经说过,“民族性的东西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才是永久的”,有人说中国建筑目前就处在一种短暂的对未来建筑的迷惑中,他们大多片面的追求那种“看国际化都是摩天大厦”的思维中,而忽视了好多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但中国古代的建筑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影响下形成汉、唐、宋、元、明清的各色风格,北国、江南、蜀中也各有差异,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您认为西安该怎么发展自己的特色建筑?

张院长  这个问题挺大的,提的挺好的,也是我们行业非常关心的问题。关于你所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分两方面看:一方面,就从这个中华民族来看,就西安来讲,到清代末年的时候,实际上唐代的建筑仅仅剩下大雁塔一座了,它应该是唐朝的塔芯,明代是在塔芯的外边又砌了一圈,自清代以来,西安真正地唐代建筑已经基本上荡然无存了。这个不能说是解放以后或者说是民国时期干的坏事,中华民族因为他经过元代、清代的这种不属于汉民族的异族统治和融化过程,造成了这个民族的包容性,所有文化进来都能被糅合掉,像勾兑白酒一样,勾兑掉之后就变成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了。与此同时,就像是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它为了忘记被异族统治的痛苦,所以这个民族是很容易忘记的。这种不断的忘记融合,再忘记再融合,这种宏大的文化包容与本质性的延续使中华文明的文化生命力特别顽强。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可能只有中国在经历外族的不断融合以后,还能保住中华民族的根脉,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不能断然说传统没有了,并且沮丧到极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意识到这点,比如说人一生,以60年为界的话,我小时候在含光门里面欺负过小孩、打过架、吃过羊肉串,这个我说的60年之前,可能是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的时候,现在这个地方找不着了,房子找不着了,街道找不着了,门也找不着了,这种记忆的丧失对于这一代人来讲,它缺乏归宿感,感觉到自己是毫无根基的一个人,异乡的感觉伴随在所有本地人的血脉里面,找不到任何实际的东西,跟到外边城市一样。我前脚走着,我去年经历过的事情全部洗掉了。这个问题,我倒觉得是现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要极力探讨的问题。包括你们刚说的钢筋混凝土,怎么样用钢筋混凝土的新技术来表达那种传统的建筑文化概念,那咱们西安像张锦秋院士等一批有识之士也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应当说这种探索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来做的,这个还不像解数学公式,它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张院士她以三唐工程为历史的地标,以后还会有其他的设计师,代代的往前流传,到最后可能积累了一百年,这可能自然就形成了西安的一个风貌了。当然,可能西安的土里土气也算是西安的一个风貌,你从任何一个稍微偏南的城市再回到西安,对于西安的第一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农村,但这个农村有它致为可爱的地方,它的·可爱在于尘土里边从语言、从做事上能够感觉到那种古风,还是会有点体会的。广义上讲,西安有着她无可替代的特色,这是社会给我们建筑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何使这种建筑文化特色更加具有易于辨识的符号性和传达性,我想我们要一直努力下去。

本刊记者:您刚才提到用钢精混凝土来表达出一种文化气息,这个应该和一个建筑师的文化素养和造诣有关,您觉得一个建筑师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素质,才能让那些钢筋混凝土组合起来之后能够带给人一种文化感?

张院长  “建筑”这个词本身就不是中国词,是从日本引进的,中国最早叫营造,所谓“营造”它就是没有设计师,只有匠人。我曾经在北京跟一个沧州的张姓老木匠聊过,他是一位大木匠大师傅,13岁他开始做学徒,给师傅端了五年尿盆,才开始上手学手艺,那种口口相传手手相传的技艺是我们传统营造的核心。过去的营造体系主要是给达官贵人、豪商巨贾建房子,他们说你给他们盖几间房子,具体怎么建,屋顶有多高等,他都有制式限制,你没到那个身份,你就不可能做七开间,你只能做三开间。那么这样的话,匠人的任务就是在业主们口头传达的一种文学化的概念中,根据业主的要求,根据法制,根据尺度,根据斗口的关系来建成房子。这里面没有现代普遍意义上的建筑学概念,但有一个很强烈的文学概念,这样遗传下来以后,业主会因为一处园林一幢房屋青史留名,而匠人们大都是没有地位的。也就是说,从传统看,过去的业主是有文化素养的,是“知识分子”,匠人是工人阶级,是技艺者。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建筑师在内心深处都有这种匠人意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建筑师跟随社会的洪流,一直在忙于补课,一个任务多的设计师一年要做几十万平方米的设计,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的时间限制和社会需求的限制,也迫使这些建筑师们不可能沉下心来做一些比较有文化深度的建筑。与我们的“匠人建筑师”不同,现代建筑师的职业培养与广泛的社会活动起源于西罗马,西罗马建筑师的主要任务是为罗马皇帝服务的,主要是盖公共浴室、公共市场、神庙和皇帝的宫殿等,
他们是有他们的设计文化概念的,是从艺术家脱胎出来的,所以西方的建筑师本身就带着社会活动家的基因,地位和话语权自然就比中国匠人大得多。谈到现代建筑师的文化素养,我认为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要有社会责任感,第二要有文化责任感,第三要有职业道德,这是建筑师最基本的素质,第四,深入学习源于西方的现代建筑理论与实践,用现代建筑的逻辑思维思考本土文化的建筑,并用现代语言加以表达。

本刊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在北京的经历,在北京有一个吴良镛大师设计的菊儿胡同,它把传统的生活观念和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那么就这一事件您怎么看现代建筑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吸收和发展呢?

张院长:我曾亲自陪同过几次吴先生,他设计的菊儿胡同是非常成功的。这几年,自从吴先生封笔以后,像周庄,乌镇、丽江、成都的宽窄巷,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古镇逐渐展现给更多的到访者,人们更在乎于寻求它的原生状态的、立体化的生活状态。如果说理想的建筑,除了菊儿胡同以外,现在的梦想中的城市首先它应当是人的城市。我们拿丽江来分析,丽江为什么那么好,那么受欢迎,它并不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它是在人们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盖座房子我是这个方向,然后它旁边又栽了棵树,第二天邻居扩建,他为了避开那棵树房子又掉了一个方向,它是有很多偶然性,它是很多偶然性形成的街区。你到乌镇也是,到周庄也是,它并不是设计师在设计这个房子,而是通过历史,通过时间在种植这些房子,在时间的跨度上很自然的去栽种它,那么这样它所建的这个房子是带有故事的。为什么这个房子会这么歪一下,你仔细一研究就会发现,原来它旁边有个通道,这通道过去有个茅房,再过去有个菜园,它通过这种房子的偶然性隐藏了好多故事在里面。那么如果一个设计师成片区的设计一个街区,它就没有这种故事在里面,它只能说这个片区是设计师个人的设计,不是这个城市主体本身生成的建筑,如果因为社会需求需要做集群的建筑设计,对历史记忆的保存和保护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再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使新设计的建筑具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就更难能可贵了。顺之常理应该是,我这一代人我就建这一代房子,然后下一代人再建下一代房子,城市经过若干代人的建设就成为了有生命的城市,吴良镛先生正是在菊儿胡同中把这种生命力浓缩到了一个小区当中,所以历久弥新,充满了活力。

本刊记者:好的建筑作品必然会与背后的建筑思想挂钩,而王澍正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能够横跨业界与学界,并且能谈得上有思想而不仅仅是捕捉潮流的建筑师。王澍场对弟子说的一句话是“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您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张院长  其实文人在中国过去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耕读传天下”。文人可以从商,可以从医。过去的文人他们学周易、学阴阳、学八卦,过去的四书五经里边就有易经,所以他天生就会号脉,举士不成必为郎中。他可以看病,他可以从商,他们把做官,承担更大的社会理想作为人生较普遍的终极目标。王澍是非常顶尖的人物,那么对比他,广州大剧院的设计者扎哈迪,她是伊拉克裔美国人,终身单身,她做的建筑非常夸张,她最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她说:“你们老问我为什么不和周边的建筑对话,我干嘛要跟一泡狗屎对话?”。他和王澍都获得过普利策奖,王澍更偏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记忆的保持,而扎哈迪则是对技术的无限可能的探索,对各种空间奇妙感觉的追寻。所以说一个建筑师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但首先它的切入应当是带有社会学概念的切入,而不是一种所谓意淫式的创作。你看王澍的建筑可以说是一种文人建筑,但王澍他也很苦闷,他说他设计的建筑开发商不喜欢,它更像文人建筑,这是没有错的。王澍更注重文化的素养,他设计的建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安静的,可以触摸,可以使人心灵宁静下来的建筑。那么扎哈迪设计的建筑总能给人带来一种兴奋,一种紧张,一种近乎于想抓狂的那种感觉。在国际大师里边还有一个让·努维尔,他是法国建筑学会的副会长,他做的建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一回都在寻求一种必然的答案,从城市来要求它,所以他的建筑往往带有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梦幻色彩。我觉得王澍的这句话没说错,但是拿扎哈迪来说,她敢说那样的话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但不管疯子也好,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人也好,我觉得建筑师的思维与创作切入首先是站在社会学这个角度来切入的,他的建筑才能够更大程度的服务于使用者,良性的影响到使用者。果真如此,人们在这个建筑里边就能够感觉到视觉净化了,感觉到心灵安静下来了;或者能够体验到一种疯痴的奇妙感觉。我觉得这种映射到心灵的建筑才是一个优秀的建筑,一个必然会被传承并通过同类将文化传统和本土特色整合的影响到之后若干代人的优秀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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