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着的城市:“大杀器”pk“登革热”

城市不仅带给了我们方便,人口的密集也为一些疾病的蔓延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区,如何预防病毒进一步扩散挑战着城市治理的有效性。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我们得以看到城市政府是如何面对和处理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正如几年前的抗击“非典”大战,城市瘟疫总是检验着城市的对抗能力。


而事实上,城市与瘟疫之间的对抗,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起源,正在于解决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传染病总是经过人口稠密的城市大规模地蔓延。流行于中世纪的黑死病发生于14世纪,并贯穿151617世纪中叶。这次大流行遍及欧洲、亚洲及非洲等地,尤以欧洲伤亡最为惨重。据推测此次黑死病造成欧洲30%以上的人口死亡,以意大利和英国最为严重。17世纪末,终于走出黑死病阴影的欧洲迎来了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并催生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然而,光芒万丈的工业革命并没有使城市免于瘟疫的侵袭。尽管工业化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但这些城市的工业生产环境恶劣,工人们栖身于拥挤脏乱的居住环境,造成比从前还要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中又以水的供应、垃圾及污水处理、传染病防治等最为迫切。


城市的规划管理本就是在城市问题的危机中逐渐成熟的。除了发展经济之外,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在1841年发表的平均寿命统计表明,利物浦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26岁。1843年发表的平均寿命统计表明,曼彻斯特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24岁。与这些数字相关联的是大量因传染病死亡的青年,以及极高的婴儿夭折率。水源污染是造成1832年、1848年和1866年英国霍乱流行的罪魁祸首。商业流动则使传染病比中世纪散布得更快。这一切迫使政府必须实施控制和提供公共服务。1845年英国的一份官方报告首先建议各地要有单一的公共卫生主管机构,负责有关排水、铺路、净水、供水等工作,并且要求主管当局规范新建筑物的兴建准则。1860年之后,英国开始实施一系列改良贫民窟的计划,大规模拆除或改建不合卫生的建筑物,制定了新的建筑规则,规范街道的最小宽度,以保证建筑物拥有基本充足的空气流通和日照。在1870年抽水马桶发明之前,每一栋房子背后必须建有分隔在外的盥洗室。尽管资本主义的萌芽与自由放任的市场学说相伴而生,但城市规划自此成为政府这个守夜人必须介入和负责的任务之一。



无独有偶,2014924日,广东广州,广东省登革热疫情严峻。历史上,广州地区登革热疫情最为严重的1995年全年病例数为5300多例;日前通报的数据显示,广州病例数已达5190例,而2312区、市(县级)新增的病例数又汇总到了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智聪的案头。“仍在上升,最近日均新增病例数在百例以上。防控登革热,关键还是灭蚊再灭蚊”。从数据和疫情发展情况来看,今年广州的登革热疫情已接近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高年份。广州市卫生局公布前一天全市蚊媒密度的监测数据:190个点进行蚊媒监测,其中61个点密度达到控制要求,合格率为31.9%。对比前天33.5%的合格率,全市蚊媒监测点的蚊子密度仍未降下来。防控登革热,关键还是灭蚊再灭蚊。卫生局、疾控中心已向各监测点再度派出督导组人员。为进一步加强登革热控制工作,广州市爱卫会决定在国庆节前,于24日、28日和108日的下午开展3次广州全市灭蚊统一行动。这次南源街出动了新科技:一台车载式超低喷雾机来为社区大范围撒药灭蚊。广州市城管委表示,今次灭蚊行动内容主要针对天台、地下室、闲置房屋、绿化带、各类水体等蚊虫栖息和繁殖场所为重点的地区。灭蚊行动的烟雾笼罩了整个社区,走过的市民纷纷掩鼻快速通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瘟疫当然是必须对抗的,但从政府的对应方式可以看到不同体制的决策过程、定出的规则、牵涉的权力关系,甚至美学。今天,全球化的流动让疫情传播更为迅速,政府管理的难度也就更大。平民百姓里,有钱的,没钱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乘飞机的,搭公车的,可能在疫情蔓延中要遭遇不同的险境。然而,从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出,城市政府只能以更开放、有效的态度才能面对和处理疫情。事实上,惟一有效的方法是让感染者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隔离治疗。而除了管理和信息通报等问题之外,医疗保健体系转轨过程出现的众多重大缺口,将是防疫工作更难突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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