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华文明的精髓

    从盛世长安到大宋汴京,以及后来的古都北京,中华文明一直以城市的形态延续着,可以说中华文明一直是城市文明。从古至今,中华文明一直体现在一种城市化的发展上,城市文明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精髓。

    从历史记录中看,最早的考古记录公认是二里头遗址,这已经是大规模的城市遗址,内有成熟的金属工场和各种器具加工作坊。而历史记载中最早建造城市(城墙)的是禹的父亲,也就是夏朝开国皇帝启的爷爷。人类学家李济先生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写到“在东亚各民族中,最早的中国人是最积极的筑城者。著名的万里长城是他们这一活动的登峰造极之作”。李先生得出的明显推论是:“在中国本部之内,只要在任何地方发现城墙,就意味着我群中国人已经以某种定居的状态存在于当地”。
    以此可以说,华夏文明的容器——城市,才是真正的华夏文明酝酿和繁衍的所在地。

    但一直以来的误解是,认为华夏文明是农耕文明。不仅民间皆尚此说,就连民国大师冯友兰先生亦在其《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中谈到:“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这似乎说明了把华夏文明定义为农耕文明是一种经济方式上的考虑。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一个国家是大陆国家并不意味着“只有以农业为生”(美国、德国、法国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同时,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华夏),在明亡之前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明代的中国人口是以农业人口为主,但到了农业人口同样占多数的清朝,中国却无力对抗欧洲列强。这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农耕文明的基因缺陷,但这种天生的“缺陷”,在华夏过去的数千年历史中从未发作,而到了近代三百年就发作了。
    这种无法解释的文明变动,是我们对农耕文明的误解造成的。我对此的解释是,华夏文明的兴衰是随着华夏的城市文明兴衰所反应出来的结果,用“农耕文明”来定义华夏不是一种科学态度,因为它忽视了经济产值中“质”的一部分而只看到了“量”的一部分。农业和农业人口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占经济比重较大的原因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城市经济是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支持的;更何况中国自唐宋时代起就拥有多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而这在现代工业发展之前,如果不是因为华夏文明有着充分的城市发展经验和漫长的城市发展史,这根本是难以想象的。

    只有城市以其复杂的容纳能力和多样的工作方式才能产生维持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创新,同时城市因为复杂的经济形式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这也就是为何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要说“那些最贫穷饥饿的国家,反而是最彻底的农业国”。也许华夏文明的农耕技术水平在利玛窦笔下的发达程度令人惊讶,其完全是得因于城市的发达。
    一个文明的主要能量在于其城市而不在其农村,这点对古希腊城邦文明如此,对华夏文明也如此。在古代各个时期的战争计较之中,向来不是以地域占领面积而是以城市数量为战果计量标准——“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在这样一种文明格局中,一座城市及其能量所辐射的周边区域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单元。

    也许“城市”一词更好的解读了“文明”一词,这意味着文明就是城市文明,或许从来没有什么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之分,只有文明与非文明的区别,“文明的”即“城市的”,如果没能发展城市,也便没有了文明。

    华夏文明自造城开始,发展出文字、历法、耕种、工业等等,并且保持千年强国地位,靠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城市兴则华夏兴,城市衰则华夏衰。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