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说:经济之“恶”摧毁乡村之“美”

    众说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国家,几千年来,各个朝代轮流更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日益加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越来越成为强势文化,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根在乡村、人在路上、心向城市的中国农民文化认同、道德伦理、人生价值、择业观念、生活目标等在多种强势文化的冲撞下,处于迷茫困顿状态,方向感缺失。模糊混沌的心理处境,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廓清认识,让农民走出迷茫,解除困顿,对于提振他们的精神,促进他们的发展大有裨益。
    农民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迷茫与困顿
    当今世界是多元文化并存和交织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既有交融、交汇,也有排斥和吞蚀。作为长期滋养中国农民的乡土文化在与城市文化、外来文化的碰撞中,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消解。从现实层面看,铺天盖地的快餐式外来文化、城市文化、现代文化掩盖了传统厚重的乡土文化。从物质层面看,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文化将人类对物质的占有欲极大地释放出来,物欲横流已经遍及社会角角落落。从社会舆论看,一提传统的乡土文化,就被当成落后、腐朽、愚昧的东西抨击之、抛弃之。从社会行为看,过去为之骄傲的鱼米之乡、青山绿水,今天在任何一级招商引资对外宣传的活动中,都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人看成偏僻落后之代名词。河北石家庄市因有一“庄”字便觉土气,改名之声曾盛极一时,后因算账要花十数亿的代价才偃旗息鼓。凡此种种,被搞得灰头土脸的传统乡土文化严重恶化了农民的心理处境,使许多农民身处工农两界左右为难,游走城乡之间进退失据。生活中那些原本以为很在理的东西,不知是对是错,是留是弃。
    传统乡土文化是农耕社会的原生态文化,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农民群体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区域共同文化的积淀。可以说,传统乡土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包含许多现代文明的基因。例如,就现代社会在制度和规则层面而言,有两大基本支撑要件,一是产权关系及其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二是诚信体系。传统乡土文化在这两方面都有着足够丰富的内涵和较为完备的规则。
    首先,传统乡土文化观念中有着清晰的产权关系及其规范要约。比如,每家每户耕作的土地不仅有面积、地块等标识,还有“鱼鳞图”勾勒它的四至边界和土地质量;房屋等实物财产在分家时的默许做法是传男不传女;甚至是阳光、空气、水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形公共权益,都有约定俗成的要求。比如,盖房子不能挡住别人的行路、采光、通风,灌溉农田要兼顾下游用水,臭粪池不能建在村子的上风头,等等。这些约束虽然没有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但有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有时比法律的约束力还强。许多乡村中解决资源配置矛盾或调适权益纠纷不是靠打官司而是靠乡规民约。
    其次,传统乡土文化有它别具一格的诚信体系。城市是一个移民性的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的是契约,乡村社会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熟人间的关系靠的是诚信。以诚信和道德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益关系的抵押品,看起来虚无飘渺,实际上比实物契约更具约束力。因为,在这种熟人环境下,一旦违约,代价十分沉重,不仅本人会被整个熟人社区抛弃,而且延及亲友和子孙后代。费孝通曾评价,“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因此,传统乡土文化里的诚信体系虽没有法律的威严,但因约定俗成的惯例,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维系着传统农村社区和谐与稳定的一种独特力量。
    此外,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看,乡土文化也始终是先进生产力的担当者。我国农民早就从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休耕、轮作、稻鱼共生、桑基鱼塘、猪沼鱼、稻鱼鸭等富有朴素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思想的成功经验。即便是现代高科技的转基因技术,在古代也有其实现形式,比如金鱼即是由农民养殖鲤鱼变异而来。古代农书知其名的有500多种,其中现存的有300多种。这些农书不光是农业文明的传承者,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启蒙者。在传统乡土文化中,不见经传的广大农民世代相传的许多理念都贯穿着适应环境、和谐共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
    充分认识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充分肯定它对民族、对社会的贡献,才能规正社会偏见,廓清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引导广大农民从思想观念上走出迷茫和困顿,树立信心,提振精神,摒弃自卑感,增强自豪感。

    一是要重塑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尊严。就整个世界而言,传统文化分为四大类型,即东亚文化(以中国为代表),南亚文化(以印度为代表),西亚文化(以伊斯兰国家为代表),还有西欧文化。文化是一种个性的习俗、生活的样法,而文明是一种共性的规则。人类文明就是在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中提炼出的为全人类一致认同的思想和行为规则。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有很多方面早已被提升和吸纳到代表人类文明的准则中,比如关于诚信,关于恪守孝道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许多中华民族的格言警句都具有普世价值。在当前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发展面临困境之时,我们需要重新发掘其丰富内涵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让全社会明白乡土文化的现代性、文明性,让全体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在精神层面重树自信感、自豪感。
    二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乡土文化的精髓,促进乡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中国文化的根也在乡土文化之内,只有真正处理好乡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实现其现代性的转变,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任务才能最终完成。应积极组织力量,挖掘和整理乡土文化中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遗存,关注乡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积极宣传乡土文化里积极和现代的一面,使乡土文化在不断的坚持和借鉴中延续发展,促进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的有机再生和现代性转变,从而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三是在现代城市文化的构建中,要积极吸取传统乡土文化合理的精神内核。西方城市发展都历经数百年而生成,如今业已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架构。这个构架有纵横两条线,纵向的是宗教信仰,这是一根轴;横向的是各类社会组织,这是一张网。快速膨胀的我国城市尚未形成一个支撑稳定的文化结构体系,在今后的城市文化构建中,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发展城市文化的经验,如大力发育各类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另一方面必须吸收传统乡土文化的精华和养分,如熟人社区诚信体系的构建等,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
    中国的农耕文明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有人说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薪火相传、历劫不息的根本。诞生于这片土地上的传统乡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财富。应该让所有人都明白:人类与城市的连结只是眼前的诱惑,而人类与乡村的连结却是心灵的脐带,人类所有文明,都是由猿人下地从事农耕开始的,乡土文化是人类所有文明的源头。
    家庭伦理的矛盾与困扰
    中国农民传统的家庭观念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母在,不远游”、“老婆、孩子、热炕头”。但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家庭仅仅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夫妻天各一方,更无法“老吾老,幼吾幼”,名存实亡。有专家说,中国农民工的家庭都处于半解体状态,传统的家庭观念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家庭伦理受到巨大的挑战。
    青年农民外出后,农村出现三大留守群体。第一,被称作体制性寡妇的4700万留守妇女。她们既要照顾家中老人和小孩,又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家务、农活一肩挑,生活压力大,劳动强度高,身体素质严重下降。由于男人不在家,留守妇女普遍缺少安全感。她们既担心老人、小孩和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也担心疾病、灾祸等突发事件的发生,还担心身在花花世界的丈夫抛妻弃子当“陈世美”。此外,由于长年分居,留守妇女要忍受着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煎熬。由于缺少沟通、交流,夫妻双方容易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逐渐产生差距,出现感情“隔离带”,引发矛盾,导致婚姻出现危机。第二,被称作制度缺失的5800万时代孤儿的留守儿童。与父母的长期分离,他们的学习、生活、成长、发展都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是亲情缺失对留守孩子的心理发育、人格养成造成严重影响。相当一部分孩子不同程度存在孤独、紧张、失落、焦虑等心理问题,生活和卫生习惯差,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为任性、暴躁、极端的性格。二是教育缺位对留守孩子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不利影响。相当一部分孩子缺乏是非、善恶观念。三是管理真空造成留守孩子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大部分留守孩子在家由祖辈看管,年迈的老人无论在精力还是能力上都无法适应管教孩子的要求,而学校对每个孩子的关注也十分有限,与家庭间也缺乏必要的沟通,从而形成管理上的真空。这些孩子不仅容易受到他人非法侵害,自己行为也容易失控。在一些农村地区,留守孩子甚至已经成了“差生”、“问题孩子”、“不良青少年”的代名词。第三,被称作生存在社会背后的留守老人。一个形象的说法是“门口拴着一条狗,屋里留下老俩口”。农村老人一生辛苦劳作,晚年本应休养生息、颐养天年,但儿女的外出打工,使他们不仅不可能安享清福,反而要重新担负起青壮年时代的农活重担,生活压力使他们感觉比青壮年时代更苦更累。一是生活质量很差。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教养孙辈的责任,身体上、精神上都难以承受。二是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不少老人疾病缠身,没钱看病也没有条件看、没时间看,小病扛,大病拖。三是家庭氛围缺失。电话成了与外出子女交流沟通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平时除了看电视、赶集、聊天外就没别的娱乐活动和情感寄托,常常是“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老无所养,老无所乐现象日益严重。
    近现代以来,中国家庭曾遭受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五四”时期,西风东渐,欧风美雨袭华夏,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力图冲破传统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旧式家庭的不满。但是,一来这些冲击当时只发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二来尽管这些旧式家庭的叛逆者对家庭存在不满,但在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等义务方面仍然恪守老吾老幼吾幼的古训,冲击只体现在精神和思想层面。第二次冲击发生在“文革”时期。由于狂热的政治影响,亲情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受到严重破坏。夫妻、父子、兄弟姊妹等反目、决绝的情况波及上亿家庭。之后随着政治热情的消退,家庭关系的紧张、疏离渐渐弥合。第三次大的冲击就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打工潮的出现。2亿多青壮年农民为改变自身的命运、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外出,涉及绝大部分的农村家庭。外出务工的农民常年累月在城里打工,有的甚至一两年或者几年不回家,这次冲击对家庭的震荡和破坏比前两次更深更大。外出农民工,心中想尽家庭义务而鞭长莫及,常常处于痛苦的两难境地,这种由“经济理性”引发的冲击,使得许多作为家庭支柱的青壮劳力外出之后的“留守家庭”处于实质上的解体半解体状态。
    “留守家庭”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它可能还将持续几代人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家庭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的质量。而如果“留守家庭”频频“后院起火”,变成了“问题家庭”,不仅是农民难以承受之重,更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农村留守家庭为社会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破解农村留守家庭的“留守”之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一是要尽最大努力促进人口流动的家庭化,即以家庭为流动单元。政府在考虑廉租房问题上不仅要针对城里低收入人群,同时也要将进城农民工纳入视野。企业在用工方面要尽量提供更多夫妻共事的机会,有些地方的企业开设夫妻房的做法也值得借鉴。还有就是促进社会上的空房流转,据国家电网在全国660个城市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房的电表读数为零,这些住房利用起来足够2亿人以上居住。再加之约两千个县城的空置房,可利用的空间更大。二是要创新制度,为流动人口尽家庭义务大开方便之门。西方社会对家庭成员的长期分居是很不理解的,美国人甚至认为夫妻三个月不在一起,家庭就算自动解体了。政府应出台相关农民工探亲假的法令并监督企业严格遵行,春运期间开通农民工专列,减免或补贴农民工探亲的部分车船费,降低他们的探亲成本,使农民工有钱、有时间回家看看,尽量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义务,促进家庭感情交流。三是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让家庭的一些职能转移给社会。比如,扩大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规模,提高留守儿童的教育效果;充分发挥基层妇联和计生组织作用,开展留守家庭生产互助等类的活动,帮助留守妇女和老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建立乡镇一级的含有心理门诊、法律援助、文娱中心在内的留守服务中心,等等。四是加强和谐家庭方面的宣传。要引导农民工不仅要考虑眼下挣钱,同时要考虑长远责任,承担必要的家庭义务,不能在城里乐不思蜀。

    对城市化的迷茫与困扰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跳出农门也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追求。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新一代农民工又沿着父辈的足迹进入城市,而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发现自己进城之后的遭遇是“干完活走人,公民权免谈”,成不了城里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国城市管理有三条线,一是户籍,二是社区,三是单位。户籍是身份的标志,社区是生活的环境,单位是工作的平台。对一个城市居民而言,户籍、社区和单位与自身存在着千丝万缕、无时不在的联系。但是,对农民工而言,这个城市管理的三条线仅仅与之发生临时的关联。社区把他们当作外来人口,工作单位三五年更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根本没办法将户口迁入居住地。有的农民进城十几二十年,买了房,甚至当了老板,但仍然成不了城里人,可以说是“身处闹市无人问”。浙江大学一位教授研究发现隐藏在户籍背后的有47种权利。农民可以进入城市,但成不了市民,享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权利。龙永图先生曾说:“如果不能让农民工留在城市开始市民生活,不能让农民工在城里买得起房子,那么,我们的城市化就不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化,而是虚假的、带水分的城市化。”长期的二等公民待遇,使农民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尊严,更谈不上幸福感。
    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徘徊,进不去,绕不开,挣不脱,回不来。暗自伤神、苦闷彷徨,“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客观地说,导致农民工对城市化迷茫与困惑的现实因素很多,但主要有三点。其一,目前无论是国家能力、财政能力,还是城市自身的能力,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就业容量、发展空间、管理水平等方面,都难以承载大规模农民城市化的需求。仅以就业为例,目前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2000万左右,而新增就业岗位大约也是近2000万左右,另外还有一千多万下岗失业人员。城市自身尚且如此,更何谈顾及农村。其二,在现行体制下,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和职业转换,只能处于“无根生存”状态。城市化关键是人的城市化,1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尚且无法被城市所“化”,农村还有3亿多的富余劳动力要想“化”入城市,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三,中国正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在最短的时间内拥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的强烈冲击,由此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中国走的是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四大转型同时推进的道路,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在这种风险极高、难度极大、矛盾极多、任务极重的转型中,要消除50多年积累的二元体制带来的问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较长的时间和充分的准备,无法一蹴而就。

    要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需要从两头着手。一是增大城市容量和就业容量,让农民的城市梦追求看到希望,看到曙光。而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中国最理想的选择。小城镇是农民城市化最可企及的首选地。大中城市有限的承载能力和高昂的生存代价使绝大多数农民工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扎根,而小城镇生活成本较低,是农民就近城市化的现实选择。而且,小城镇更是农民的精神家园,他们更愿意在家乡的小城镇发展。可以说,农民实现城市梦,由小城镇起步逐步向大中城市过渡应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这是绝大多数农民最适宜、最现实、最便捷的选择。二是引导农民对自己的未来作出清醒的理性判断,没有能力和条件在城市立足、在城市发展的,应重新审视自己,做出符合自身条件的身份定位。“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尤其乡村组织应抓住节假日农民返乡的机遇,帮助农民认真分析,做出当市民还是当村民的身份定位。严防中国陷入拉美过快城市化、过度城市化陷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大量贫民窟、大批失业者让城市不堪重负的教训,不应在中国重演。近年来,巴西政府痛定思痛之后,不得不成立农村发展部,政府拿钱买地给农民,引导那些进城后找不到工作、难以生存的农民回流农村种地,当好职业化的农民。这种走回头路的曲折历程我们务必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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