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头”反思 中国城市病在何处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经历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但城市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进程,期间出现各种症状也是必然的。在看到这些客观原因的同时,有业内人士从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予以分析时指出偏重于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成为加重“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误区加重了“城市病”,折射出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反思1 “城市病”的背后是对政绩考核的GDP崇拜

 “城市病”是世界工业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国发展迅速,把这个过程缩短了,比较集中地凸显出来。正如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分析我国“大城市病”产生的基本原因时所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突然在十年、二十年间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扩张,产生了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压力大等问题,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在建设,还没有结束,这也是成长中的城市所避免不了的;我国属于制造业大国,传统制造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污染。
在正视我国“城市病”产生的客观原因的同时,有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病”除了拥有与其他国家“城市病”相同的成因之外,还具有许多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在接受采访时从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角度对我国“城市病”的原因予以了分析:偏重于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影响,成为加重“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政绩考核的普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府官员乃至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重要导向作用,政绩考核体系本身的不够科学合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林家彬认为,一是导致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诸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交通枢纽等等,原本已经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城市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仍然大力鼓励产业功能的集聚,积极吸引大型项目的落户,拒绝产业功能的向外转移,结果导致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堪重负。二是导致重“面子”轻“里子”,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显绩,容易被关注和纳入评价考核,往往得到优先发展;而城市排水系统等“里子”工程、扶危济困、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是潜绩,不容易被关注和评价考核,发展往往滞后。这就导致大城市光鲜华丽的地标性建筑与滞后的地下基础设施形成巨大的反差,近年来一些城市一遇暴雨就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就是突出的实例。三是导致城市政府“亲商”有余而亲民不足,公共利益往往让位于商业利益。为了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一些城市政府提出了“爱商、重商、亲商、安商、护商”等口号和政策。在城市房地产开发领域,开发商拿到地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政府公关以便修改规划、提高容积率,而且经常如愿以偿。其结果是城市规划的权威性被轻易破坏,超出规划强度的商业地产开发导致周边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成为引发“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有网友评论说,只要GDP崇拜存在,只要“我这一任要超过前一任”的政绩冲动存在,“城市病”就只能越来越重。

反思2 “城市病”直击我国城市管理“软肋”  

现代城市是一个融合环境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在内的复杂体。中国以往的城市管理模式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对城市管理的理解比较狭窄。有专家指出,我国“城市病”的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模式严重违背规律外,还在于粗放型的城市管理。“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以北京为例,早在2005年,北京就制定人口控制规划,并且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按照这个规划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是1800万人,中心城区850万人,但实际情况大大超出了这个控制目标。据北京两会透露,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万人,中心城区人口达1300万人,分别比2020年的目标超出了270万人和450万人。可见,外来人口激增使城市压力达到不堪重负的程度,就是典型的粗放型管理造成的结果。  

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极其坦率地说,中国的城市规划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切依据“苏联标准”,演变到80年代的“专家与领导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但现在日益令人担心,“过去城市规划很纯粹,领导与专家结合得很好,但现在行政干预越来越多……”  

林家彬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说:“规划不仅不能成为限制权力的滥用、保障城市沿着科学理性轨道发展的制度工具,相反却成为可以被权力所随意利用的工具,许多追求政绩、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圈地卖地、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举措都假规划之手而堂皇问世,并由此成为助长‘城市病’产生和恶化的重要原因。”

城市管理蓝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城市管理的法治化保障较为薄弱,突出体现为城市管理立法相对滞后、部门立法的综合性协调性不足、立法可操作性不强。另外,城市管理的执法方式有待改进,市民的守法意识也有待加强。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蔡义鸿说,我国“城市病”愈演愈烈与“运动式”城市管理不无关系,“平时有法不依,问题严重才集中整治。”另外,城市政府内部部门分工交叉重复,在城市管理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导致任务得不到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治理效果,进而累积成“城市病”。  

在谈及我国城市管理的“软肋”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也说:“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社会并没有一套科学系统的管理体系,通常是问题导向和恶性事故导向,在出现问题后进行突击性治理,专项整治,搞一阵风。”他认为,我们的城市缺乏从多个领域进行专业化管理、懂城市综合治理的专家,缺乏常态化的科学管理。

反思3 “城市病”折射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比如,大城市、城市集纳了太多资源,与小城市、农村的关系并未达成和谐生态的关系,势必造成人口的单项流动,进而引发“城市病”,折射出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蔡继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直言:“‘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他进一步说:“有人看到大城市‘生了病’,什么人多、车堵、出行难啊,就以为是‘大’造成的。可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以交通为例,我们的高铁一般发车间隔510分钟。在日本,高铁发车间隔可以短到3分钟左右,而且全天运行下来的误差也很小。”  

在我国,很多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两三倍,而人口却增加了数十倍。资深评论家李振忠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一条船原来承载一个人,而同样的船现在要承载10个人,这条船怎么才能不超载?那只能是造高楼,大力增加船的排水量,否则就要沉掉。”他指出,在种种“城市病”面前,“医生”们只是机械地增加地盘和楼高、拓展道路,而根本没有想到其他科学改善城市生存条件的方法,闷头GDP,“科学发展”被人为弃置。“高楼林立人手一车全城找不到一个钉拉链的并非科学的城市化,而只能算是中国式无头苍蝇式城市化大跃进。”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间缺乏均衡发展被认为是“城市病”的诱因。有专家分析指出,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两条腿,仅靠一条腿走路很难走得太远。有媒体人士说: “一个合理、冷静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在城市范围扩张的同时,还能和城市之外的乡村保持一种生态性的平衡,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用无限的吸力把它周边的资源、人力都统统一股脑给吸附了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都给消化吸收掉,最后闹到医院那儿,少不了一个‘消化不良’的诊断证明。”

 

对西安城市风貌与建筑文化的思考

    在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的当下,深入探讨西安的城市发展、建筑艺术以及文化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讨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也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研究具有积极地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种探讨首先需要确定一个价值基准,这个基准就是城市历史风貌的合理保护。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和城市现代化关系问题,确实是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回避不了的突出问题。我们是要保护,抑或是彻底否定现代化概念?如果从大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如果我们今天不去讨论,也许我们就会被人指责为确确实实是一个思想上的懦夫,因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责任。
    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来看,现代主义强调理性逻辑并强烈批判古典主义,它的诞生近一百年来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人居环境。但随着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逐渐对现代主义的千篇一律、方盒子式的建筑厌烦起来,现代主义的建筑形式也被很多人所诟病。如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现代主义用理性的“方盒子”概念诠释了对古典主义一种批判,应该说它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体现。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强调文化,强调地域性,以及对人性的尊重等等,这种对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认同,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及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这是人类追求更理想的人居环境的基本愿望,是一个社会发展与认识进阶的必然规律。

钟楼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今天打着为了古城保护而保护,仅仅为了把老旧的东西展示出来,而对当今时代社会和人居环境的文化多元性以及复杂性和矛盾性采取漠视的态度,单纯强调保护的话,我认为有可能从出发点上就是错的。从公众的角度来讲,人们渴望着一种生活质量的提高,这种渴求不仅在物质上,也强烈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层面,所以在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它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认识,它不是简简单单固定于建筑形式和风貌的问题。所以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趋向是应该符合人居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个趋势是逆转不了的,在这个层面的必然性肯定会使得我们现在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认为仅仅凭借一些诸如导则之类的东西就能解决好,因为过于具体化的管控措施反而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比较难办的,或者比较尴尬的境地,因为城市风貌的保护仅仅凭借简单的建筑语汇很难体现、把握和界定清楚。以下是我对于西安城市风貌的几点认识和感想:
    第一,追求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天性。
    针对西安这样一个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古城,我们如果希望用一种表达方式将它整个涵盖,或者说概括起来,或者用某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具体化的一种操作模式来把它界定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众所周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GDP的高涨,中国的老百姓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城市建设的发展,为什么老百姓热衷于它,为什么老百姓会热衷于探讨各种各样的建筑,甚至于给标志性建筑起各种各样的绰号,实际上这正是老百姓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过程当中的一种表现。当代建筑已然成为公众价值判断的一种载体,而恰恰在此体现出了前所未有文化多元性,任何人希冀用一种语汇统领整个社会的想法是极其不现实的。

唐城墙遗址公园夜景
    第二,要照顾到大众的审美取向。
    现在我们总是关起门来,在自己业内的圈子里讨论事情,好像觉得专家说的很重要。但事实上无论对于哪一座城市来讲,其风貌的问题,肯定无法脱离社会公众的价值判断,并且这种价值判断是一个碰撞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还要有一些引导,要引导大众对城市、对历史、对风貌的一种再认识,或者说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经常有领导说,我到欧洲去访问,人家房东老太太拉着我介绍她的房子如何如何美,这对于总是对城市给予批判的我们而言,值得反思。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在城市总体的规划、设计层面上,还是有必要关注公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并且合理地引导公众的价值取向。
    第三,对城市的某些方面给出控制点。
    城市风貌的控制不同于具体的建筑设计,它不可以形象化为几种语汇或者几个处理手法,就像界定建筑立面窗户的比例那样简单。它牵扯到经济、政策和大众的审美趋向,对于它更多地应该是控制性层面的一个解读。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做成这样,轮廓线的要求,退让红线的要求,还有建筑密度的要求,都可以采取一些控制性策略的方式。具体的策略是什么可以再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曾经提议将北京新的行政中心划分到紫禁城之外的地方,后来事实证明很多城市的做法,包括欧洲很多城市的做法都是如此。例如巴黎市的主轴线,串联起古代、现代和城市的未来,思路清晰,空间清晰,加上时间维度,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概念,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我认为西安的城市特色除了明城墙以内的老城区,除了曲江风貌保护区,其实还有全新的模式可以探索。就如同我们到了北京,不仅可以看紫禁城、颐和园,现在也可以看到“鸟巢”和“水立方”一样。所以我个人建议,西安在距离老城区比较远的,建控区之外的地方,真的可以尝试着进行一些设计方面的创新。
    第四,品格重于风格。
    无论建筑高度有多高,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住宅等其他类型的建筑,只要做得美观,老百姓往往都乐于接受,业主也会觉得满意。西安之所以在当前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想一方面是跟开发强度大有关系,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建那么多的房子,这些楼很高、建筑密度也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建筑设计上缺乏细节的考量,也许还有施工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会造成整体建筑品质的下降。所以说如果能在品质层面有所提高,我觉得对于西安老城区反而是一种承上启下式的表达。

西安院子
    具体到建议,有几点策略性的思考,非常不成熟,提出来供大家批判:
    第一,层次性策略。
    西安的老城区本身就很明确,除了城墙以内的部分,以及曲江大唐芙蓉园周边,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确定几个地块。一旦你确定了这几个地块,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地方可以适当放松,这个放松我认为是一种平衡,不是说对保护的区域在容积率、高度、建筑密度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而其他的区域就不管了。在确定需要保护的区域当中,做好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让老百姓理解,让开发商也理解,同时让地方政府也理解。虽然众所周知土地财政是许多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此业界已经批判了很多次,但是目前仍难以改变,一是因为产业支持不够,二是因为旅游业不够发达,所以地方政府很多情况下还得依靠土地财政。所以现实必须得承认,但是在承认的前提下,是不是能再做一些控制性的要求。有发展,有放松,才能有保护,这是一种理性的平衡,这就是层次策略。
    第二,研究图底关系。
    巴黎公认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之一,但是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条主轴线和几栋建筑,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德方斯巨门,而沿着香榭里舍大街两边的众多建筑,很多人记不住它们的样子。我想这就是一个手法,或者说在规划设计层面是个策略,我们把它叫图底关系,要明确在一个城市里面哪些是图,哪些是底。图是要跳出来的,比如大雁塔,那是传统留存下来的东西,比如说还有新建成的一些具有风貌特征的建筑,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建筑要敢于成为背景。现在有些同志张口闭口标志性建筑,但孰不知标志性就意味着与环境没有对话、意味着没有协调,所以当设计的目的总是要标新立异的话,无疑会造成怪诞和突兀。因此无论是规划师,还是建筑师都应该清楚,在城市中一定要有背景建筑,如果是背景建筑就应该踏踏实实的把它设计好,把它做的恰如其分,我称之为贴切的建筑,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重点的建筑凸显出来,才能够使风貌的东西保持着鲜明特色。
    第三,关注重点地段的城市设计。
    根据威尼斯宪章的原则,传统建筑一旦破坏不可以重建,只能有条件的修复,为的是避免再造一个假古董。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是有一些重点的项目经过专家论证批准之后可以重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说法,在重点的部位做一些重点的建筑,把它作为城市的“图”体现出来。西安确实前一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古城这一块已经成为一个典范,但是否能在绕城高速公路之外的地方划出几块区域,真的就让它往新去做,我个人觉得不是不够古的问题,而是不够新,还没有新到让人觉得它是一个“新西安”的概念。如果远离老城区的地方再做仿古建筑,我觉得恰恰弱化了以往所做的这些成就,它反而会冲淡老城区历史积淀下一种厚重的感觉,让人觉得一种泛化了的古。西安要有活力,也要尊重人们多样性的选择,绝对不是“泛古”的概念,所以要敢于划定某些区域,要体现出来创新,这种创新本身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弘扬文化的过程。

西安城墙

    第四,西安也需要现代城市的一种表达。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和城市现代化关于文化层面的探讨,也在于一种传承和发展。像西安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重点还是在发展上,或者说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带有前瞻性的东西。这里面也牵扯到一个城市的营销和城市整体的策略问题,我们要引导民众,引导城市的决策者们,客观面对一个城市风貌现代化的体现问题。威尼斯宪章里面明确提及,我们保护一座历史风貌古城,实际上也是强调,除了运用那些历史的手法之外,还有一种来强调它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它的诠释空间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还是抱着一些传统的符号,特别是在城市的外围部分去研究,反而会让我们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
    针对这样一个主题的讨论,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加强顶层思想层面的研究,或者说是思想层面的一种辨析,西安也需要现代城市的一种表达,在这个层面我们能够讨论出大的方向性,我觉得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而不是简单地给出一些具体的手法。
作者简介:
    庄惟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琦,工学博士,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所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借体制之手号脉“城市病”成因

从土地制度角度的分析
    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从对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角度看,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城乡二元的土地公有制。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但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不同。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国家拥有对土地资源的绝对支配权,国家规定和管制城乡土地的用途。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之外,建设用地只能使用国有土地。集体不可购买国有土地,国家可以强制征收集体土地。
    二是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不完整。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农民集体所拥有的农村土地产权是不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只有土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而没有完全的处分权,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的征收才能改变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性质。
    三是土地市场由城市政府垄断经营。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首先,供应的只能是城市土地,而非一切土地;其次,土地供应方只能是所有权主体或其代理人,其他任何部门、单位、个人不得实施土地供应行为。城市土地根据来源渠道不同,可以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即当年新开发转为城市用地的数量,来源于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存量”,即现有城市各类用地的数量。
    四是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利用规划管制制度。国家规定了耕地保护的红线,《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保持在18.05亿亩的目标。同时规定:“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宏观调控要求,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五年近期规划,明确各项用地规模、布局和时序安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各级人民政府批准、核准各类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上述特征中的前三个特征,为城市政府圈地卖地、实行“土地财政”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同时,也使城市政府可以方便地采用“饥饿”方法限量供应土地,人为制造卖方市场,致使地价飙升,从而实现土地增值收益最大化。而且,城市政府既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城市土地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导致在土地资源配置中非市场化因素过多,尤其是行政干预以及权力寻租现象普遍,造成城市发展方向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增大,加剧了内部空间结构的复杂化和碎片化,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衡和用地结构的不合理。

    另外,现行土地制度对于城市政府扩大拆迁规模、搞大拆大建也具有激励作用。扩大拆迁规模,一方面可以获得优等区位土地的级差地租,另一方面可以制造被动需求,提升二手房和城市周边区域低等价位住宅的价格,使房地产热进一步升温。而且,由于主要拆迁对象一般位于老城区,大拆大建导致老城区的人口和产业活动进一步聚集,加剧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症状。
从规划体制角度的分析
    目前在我国,属于空间规划范畴或包含空间规划内容的规划主要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综合性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专项规划。其中,与城市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规划是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都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规划作为引导城市科学发展的手段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一是规划本身的科学性不足。特别是城市政府组织编制的规划这一问题尤为突出。首先,从各类规划之间的关系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拥有上位规划的地位,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定都必须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依据,但各地方行政层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并由同级人大批准实施的。因此,地方政府存在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尽量把相关指标做大,然后再以此为依据制定符合地方政府意愿的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可能。其次,“规划规划,不如领导的一句话”,规划的决策权高度集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容易引发越级决策、责权不对称、言路堵塞、信息无法及时传递和反馈等一系列问题,对规划的科学性造成严重的伤害。再次,在地方政府付费聘请专业规划机构编制规划的体制下,专业规划机构的客观中立性很难保证,“为付费者代言”成为最普遍的现实。
    二是规划缺乏权威性。首先,规划被随意修改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地方“换一届领导就改一轮规划”。据调查,东部沿海一些城市的1997—2010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布局调整率多在20%以上,有的高达80%—90%。其次,对于违反规划的开发行为处罚力度太弱,起不到震慑作用。甚至许多违法行为是在地方领导默许之下进行的,规划的权威性就更加无从谈起。
    三是规划的时效性有待改善。以城市规划为例,《城乡规划法》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但这一审批过程往往旷日持久,经常是等到审批下来时已经需要制定新一轮规划了。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也损害了规划的权威性。
    四是城市规划的规划过程缺乏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一经公布实施,就成为政府意志,带有强制性,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理论非常重视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将其视为各利益相关方充分博弈并达成妥协的过程,认为这样制定出来的规划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也容易得到较好的执行。但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还普遍缺乏公众参与的过程,一般的做法是市政府将规划业务委托给城市规划部门下属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或者大学、科研机构,并以各种方式保证城市主要领导的规划意图得以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公众对于规划缺乏认知,也就难以对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使得违反规划、随意修改规划的行为难以受到制约。

    由于规划体制存在着上述多方面问题,规划不仅不能成为限制权力的滥用、保障城市沿着科学理性轨道发展的制度工具,相反却成为可以被权力所随意利用的工具,许多追求政绩、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圈地卖地、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举措都假规划之手而堂皇问世,并由此成为助长“城市病”产生和恶化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林家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现代田园城市—-沣西新城设计愿景

        一个充满故事性的地方,
        一个承载历史的“容器”……
        一个宜居的场所,
        比邻而居,接近生态……
        一个有特色的场所,
        地球上唯一的西安特质……
        规划一个千年的城市,
        继承西安传统……

    沣西新城发展将扎根于西安古城近郊。它位于秦岭北面,由四条主要河流环绕包围,该城将成为中国的新型城市:成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引擎、并达到先进城市建设与自然农地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新城的活力社区内部紧密联系、地理位置毗邻西安,而新一代的交通规划系统以及宜步的街道将带给居民无限便利的生活。新城居民的工作环境中不仅拥有最先进的科技研发设备和机构,更有现代化的办公配置、社区商店、各类小型企业等。社区内大学及学院机构的服务范围辐射整个新城。世界一流的公园及娱乐设施规划还将为新城增添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特质吸引了无数人来到这里寻求高品质的生活、体面的工作、多样化的娱乐方式、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也让人们与自然更密切地联系。
现有河流—“河之城”

    沣西新城位于著名的四条主要河流走廊 — 渭河、沣河、沙河、新河的交汇处。千年以来,奔腾不息的大河不断塑造着这片保存着远古文明的土地;时至今日,这块位于秦岭山下的独特地块才得以呈现在人们眼前。沣西新城的规划设计不仅将突出大河流域这一特色,更将强调每条河流走廊的特点。设计风格或自然原始或高度城市化,最终使河流走廊拥有城市公园、开放空间、及都市休闲空间等功能区域 。四条主要河流同时也是城市分区的界限,连接了沣西新城、西安、沣东及咸阳四个区域,加强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自然环境的亲和力。
历史遗址—“塑造文化新纪元”

西安,古称长安,中国的古都之首,这座古城生动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古代国家及历史文化的演变历程。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西安有着超过3000多年的建城史,先后13个王朝在此建都,一度成为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 – 其国际影响力甚至超过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城 。西安是一座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城市。长达三千年的建城史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址,其中闻名于世的包括唐代城墙和秦始皇兵马俑。沣西新城的城市规划不仅保存了西安古城中无价的历史文化遗产,更为新城展望未来、创造文化新纪元打下了基础。古城内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亦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新纪元的广泛基础。西安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它展现了自人类文明史发展以来每一代中国古代王朝的发展历程直至今日。作为古都之首,西安古城留下的独特文化遗产亟待弘扬和保存。沣西新城将继承这一文化传统,并将它运用于新城开发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一座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现代化都市,在设计中体现历史的温故习新、展望未来的特色。

自然绿带—“承载生态多样化”

    沣西新城作为新型田园城市的全球典范之一,通过将大量滨河公园和滨河开放空间联系起来而形成多样化的生态系统。由于场地地貌属于中国中部山地草原及森林地形,将种植当地橡树、枫树、桦树,并结合榛树及杜鹃花丛以还原历史上的农业地貌。新城的公园系统设计不仅为行人提供了开放式、连续地自然空间,也为整个项目提供了广阔的开放空间。公园系统的设计将基于静态水、流水及地形等自然条件 — 此原则同样适用于所有现状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划与设计。新城的自然结构规划定位为河之城,设计基于西安自然环境增加了新的活力元素。最终形成一流的可持续化开放空间示范体系,结合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城市的生态科技。西安位于广袤的平原上,拥有苍翠繁茂的自然景观,区域内共有九条河流自秦岭山脉奔流而下汇入黄河流域。千年以来这些自然存在的生态体系不断地塑造地形、丰富动植物的种类、肥沃农业土地、并为西安和周边区域提供充沛的水源。沣西新城的规划必须考虑到现状生态自然体系的存在背景,最大化地保护原始河道,并且在对更广泛的区域进行生态系统规划时,充分考虑到其重要性。
秦皇大道—“联系西安与世界”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联系建立在高速交通和即时通讯的基础之上。为了优化交通及通讯网络,沣西新城将通过高铁网络连接至全国各地、通过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到达世界各地。高速的交通方式将为西安带来新的人流和资源更新,从而进一步引进研究领域相关产业、创新产业及制造业等大规模投资。正如千年之前的丝绸之路,沣西新城将拓展西安的辐射范围,并连接至世界各地的市场及商业。共同将这个古老的贸易通道改造成一个全球化的高科技制造业、服务业中心。便利的公交系统和步行可达的交通距离对于沣西新城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世界上大都市的发展历程集体证明了建立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性,高密度开发的多功能社区基本上都环绕交通枢纽建立,成功的公交体系将提高项目开发的价值,吸引更多人群来此生活和工作。沣西新城将与西安的地铁线路相连接,从中央商务区及其周边社区通往西安的交通条件将更加便利。新区通往城区北部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之间也将新建一条铁道直达路线。为了支持地铁交通系统,沣西新城将由沣东连接至中国高铁运输网,并建立传统公交、快速公交及私人交通等更加全面化的本地便利公交网络。
中心公园—“培育一座田园的城市”

    沣西新城,作为一座现代化田园城市,将其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与水系网络紧密相连,将贯穿许多公园及公共开放空间。它的设计从中原地区的大草原和森林中吸取了灵感,把当地栎树、枫树和桦树与榛树和杜鹃花丛相配植,还原了历史景观原貌,并与城市和农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城市公园系统为游人提供了无处不在的延展持续的自然体验,使得整个开发区域灵动起来。公园系统是由水收集系统、水运动系统和地形系统组成的——与现存自然生态系统法则相一致。它模拟西安这一河流城市的自然结构,构建了河滨地区丰富而多样的园林景观。这套世界一流的开放空间系统利用城市的技术和生态功能,融入该地区生物多样性,而此功能正是革新中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教育关键。在新城中心,一个大型公园界定了中央商务区和市政中心。它作为集体空间,运用大草坪,标志性文化建筑和自然景观,汇集了城市核心区域的能量。
沣西地区—“培育一座田园的城市持续至下一千年”

    来自受保护耕地的新鲜当地食物,以及清新的空气,将使得沣西新城成为二十一世纪健康城市生活的新典范。西咸新区在超现代与时新的沣西新城南部保存并保护耕地的开明政策,将是中国城市设计的一个创新之举。城市的绿带及公园,将在暴雨径流排入围绕周边耕地的河流前,达到清洁的作用。这将大大提升节水效率, 并补充水土资源。农民居住在他们所熟悉且深爱的土地上,并且在沣西新城的社区市场展售他们的农产品。城市居民的家庭将过着比以往更高质量的生活:新鲜的,更便宜的蔬果将不再经由柴油燃料卡车经过长远的距离送达。 城市与它的耕地将成为一体,促进并维持高质量的生活与先进的创新经济。一座先进的城市,将在自然的怀抱中日益增长茁壮。沣西新城的城市规划将为西安市在迈入第四个千年时创造经济发展、城市进步及和谐宜居的空间。为了让城市发展可持续化,下一千年的规划不可照搬20世纪的发展规划。新城市规划必须打破常规,通过创新的规划方式来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威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化发展。首先必须保证自然环境不受不良影响的生态规划,为城市规划准备优质的自然环境背景。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引进可持续化科技来实现提高建设效率、减少污染、实现场地资源的循环利用、洁净水源、消除废品污染等环保目的。中国近期的可持续化发展目标为:50%的二氧化碳减排量、饮用水质量提高、以及分散垃圾填埋场所。新城规划在达到此目标的基础之上,制定了更有效的可持续化发展策略,计划引入新型尖端的城市系统及更灵活的城市基础设施配置,让沣西新城成为规划创新城市中的佼佼者 – 为成为中国下一千年的城市展窗打下良好基础。

情真意切朴实为民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村民生活富裕和谐……走进延安市宝塔区“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村的杨兴庄村,一股科学创新、力争发展的活力与朝气扑面而来。这种积极进取、欣欣向荣的精气神从何而来?该村村民杨福田一语道破:“俺们村的党支部班子有一股‘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干劲,书记讲原则,党员讲正气,班子过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群众,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坚持以“户进位、村晋档、镇创优”的工作思路来统揽全局,以创建区级党建综合示范村为目标,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壮大了集体经济,拓宽了富民渠道。


抓班子 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杨兴庄村有一位好书记,有个民主团结的村两委会班子,正是这个好班子几年之间给杨兴庄庄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该村党支部书记姬绪财在选人、用人上坚持高标准、选能人、用强人的要求,严把村干部入口关。从入党积极分子、转业军人、致富能手中选出工作能力强和责任心强,具有开拓精神的后备干部进入村党支部班子,优化班子结构,提高工作效率。姬绪财适时提出创新村两委会班子和村内党员干部学习与工作方式,把学习重点放在科学发展、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农村工作方法效率等问题上,极大提高了村内党员干部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保障村两委会班子的先进性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注重发挥村级组织作用,建立和完善了以党建、维稳、计划生育、经济发展等工作制度,使村干部责任明确,各项工作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村组织管理形成了“以制度管人,按章办事”的运行机制。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确保村级基层党组织建设达到“五好”的目标。


抓载体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了使村内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该村党支部“一班人”认真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完善村级组织制度、廉政建设制度、党务政务财务公开制度,确立党员干部包抓帮扶机制和考核奖励机制。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农村党员素质,联系入党积极分子,把思想先进的同志收到党内。加强巩固领导班子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开展“升级晋档、科学发展”和“户进位、村晋档”工作。形成了“两委”抓代表,代表服务群众的工作机制,实现了村委管理的规范化,让村干部干事和群众监督都有了新的标杆;实行“三会”的民主管理方式,村里的大小事都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决策通过。


抓实事 着力改善民生

姬绪财说:“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替群众排忧解难,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要想富,先修路。2009年姬绪财上任后通过各种渠道多方筹集资金,使得村级道路入户率达到90%,硬化率达到87%,改变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也是在这一年,姬绪财带领大家修建了村委会和文化广场,解决了村两委会办公条件差的问题。在该村党支部的带领下,2011年为村里党员活动中心添置了桌椅,使得全村的党员有了自己的家和较为舒适的活动场所,并主抓了党员党费月缴制度,党员挂牌制,党员“八个一、八带头”承诺及兑现工作,使党员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村民起到模范带头作用。2013年配合政府完成统一规划,实行土地回收,为了充分保障老百姓的权益,姬绪财多方奔走,为164户村民在邻近解决了住宅规划问题。引导群众改变观念,大力推行土地流转,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宝马、广本、尼桑、丰田等汽车4S店入驻本村,,为村民增收提供了新渠道,更有效解决了村中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专门为家中留守妇女空出几间村集体房子进行服装刺绣加工,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渠道与增收空间。在去年的抗洪救灾过程中,村党支部在姬绪财的带领下,积极组织受灾群众撤离,在群众最需要、最紧急的时刻彰显了党员队伍的战斗力。

“上楼入室”,绿色生态之城的无限可能

    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工程都已经基本上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宽阔的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也不再是荒芜的景象,城市的绿化覆盖率逐渐提高亦成当前大趋势。那么“没地儿种树”的现实之下,城市的生态规划就再无突破之出路了吗?
    诚然,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问题,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显得更为突出。因此面对在城市很难找到成片空地用于绿化的现实,一段时期以来,很多城市都将绿化工作引向拆墙透绿、见缝插绿、屋顶绿化等。这其中,身边增绿添绿、绿化上楼进屋最值得关注。城市所有建筑的屋顶面积、室内建筑面积、墙体面积,是地面面积的几十倍,哪怕只绿化其中的一部分,城市绿化面积也将无限扩张。地面绿化不是饱和了吗?那么,从居室绿化做起、从屋顶绿化做起、从窗台绿化做起、从墙体绿化做起……也就是说,城市绿化空间实际上极为广阔,未来的空间拓展也是极有潜力的。

    在城市,参加义务植树是很多居民的向往,如今极为便利的身边增绿不正好可以满足尽责需求?无可否认,集体组织的某些义务植树活动流于形式的可能性更大。也一直有人在批评,某些植树活动的表演色彩越来越浓。为什么呢?因为大规模的植树活动,更注重的是场面。热闹场面之外,并没有人真正关心胡乱塞到树坑的苗木能否成活。与之相比,城市居民在自家居室、楼房内外进行的一些小规模绿化活动,其综合效益就相当可观。如果家家户户都把阳台绿化、居室绿化搞起来,就算从外面看不出什么名堂,但实际生态效益非常好。因为植物释放的负氧离子并不会只在室内散播,同样也会扩散到室外、扩散到整个城市。这样看似个人的行为,实际上却造福于整个城市,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妙。

    植树的目的从根本上讲就是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这一点毋庸置疑。表面上看,城市绿化已经饱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城市正向空间无限发展,建筑越来越高,空调、冰箱等电器越来越多导致温室排放也越来越大,绿化建设又怎么能只局限于平面呢?作为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绿化也必须与建筑物成比例地向空间发展,走立体化道路,从而实现与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完全同步的发展。也就是说,绿化上楼进屋大有可为,相关部门可将绿化上楼进屋作为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的全新方式,加以大力倡导,并提供适当服务。如果居家绿植养花、绿化屋顶或墙体也算义务植树尽责,对那些朝九晚五的白领、年轻人、自由职业者甚至老人等而言,无疑是方便至极。利己又利人的事,并且差不多就是举手之劳,又何乐而不为?建筑物向空间发展,如果绿化亦能实现这样的“突破”,那么加上地面的绿化成果,城市的生态环境想必会有质的飞跃。

    关于实现立体的绿化目标,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持赞成态度,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在政府部门大力倡导并提供较为完善、周到的相关服务的前提下,今后,更快的城镇化步伐、更多的城镇化人口、更高的流动人品比例、更大的城镇建筑面积……都将无法阻挡城市义务植树公民尽责率的稳步提升。毕竟,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居民不希望自己生活的环境清新而又充满自然气息。
    所以,屋顶绿化、室内绿化是一种全新的绿化方式,也是广大居民为环境保护和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的一种全新尽责方式。这种全新的形式极容易实现又极易推广,我们相信在政府的扶持和相关法律的指导之下,“屋顶满绿”指日可待。

看不见的繁复纵横 城市之生命线

    每一次的意外和灾难,往往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近期曝出的甘肃水污染事件、黑龙江的火车脱线事故,每一件事故的背后都有隐藏的错误和失职。我们通常都是在悲剧发生后才开始反思和补救,却不懂得防患于未然是更科学更可取的途径。

    近年来的城市发展,光鲜的外表和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大众轻而易举便能看到的变化,但是也有不少人仍在思考,光鲜的背后为何“地下”灾难频发?远的暂且不说,去年3月,湖南长沙一名女大学生在暴雨中落入没有井盖的下水井道丧生;5月,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华茂工业园由于地下排水箱涵老化发生地陷,导致5人死亡; 8月, 哈尔滨市辽阳街路面突然塌陷,人落入深坑,死2伤。目击者称,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现场简直就像是灾难片。如今,这些深埋地下的管线仿佛不甘心身居地下一般,时不时出现大问题,不是大雨淹没了道路就是地下管线爆炸,大众也会发问:为何出“地下”如此闹腾?

    “城市观海”的怪象想必让很多人记住了“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这句话。且不说这句话是在怎样的土壤下诞生的,单单是今日深埋的地下的管线,都是真实的城市生命线,除了下水道,还应该加上所有埋在地下的管网管道,这些都真正代表着城市良心。为什么地上的建筑旧了,哪怕只是影响市容城市管理者往往都高度重视,要么不计成本美化,要么推倒重来。甚至路边的书报亭、修鞋摊,都认为影响城市形象。而地下这么要紧的问题,却不闻不问, 直到上演了“灾难大片”,才知道管网老化了。管道是有寿命的,尽管埋在地下,但各种管道的服役时间是记载在“地上”的,如果产权单位有责任心,应该知道管道是否超期服役,需要维修还是更换;如果行政管理部门是负责任的,定期安全检查中不该漏掉每一段管道的安全评估;如果有关领导的心里不只想着地上的光鲜,心里装的是整个城市,特别是城市里的人,那么“地下”的情况如何,必然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如果真能达到这种程度,想必生活在城市的中的居民也不必担心“从地下生出来的灾难了”。

    问题就在这里,很多城市的地下状况,相关部门和领导不仅心中无数,更是视若无物。结果是,几乎每一个城市都经不起一场暴雨;还有一些城市,市民走着走着,突然间“地陷”,网民惊呼“走路死”。而近年来又连续出现的地下管网管道爆炸爆裂事故,令人担心,这是否是一个信号:地下管网管道老化、布局不合理之类的问题,是否也到了一个周期,有集中爆发的可能?这种担忧或许没有依据,但并不多余,如果不能正视管线的安全问题,那么地下的不安全也是必然的。

    因此,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增长都是我们需要追逐的目标,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任何一种规划和设计,都应该以民生为本。如此通俗的道理人尽皆知,但是真正将其应用于我们的城市设计之中,也绝非易事。

创意营造城市品质 历史奠定城市品位

城市能够被人们所关注,所肯定,必然有它最为独特的一面,特别是一座城市在某些方面的所具有的独特创意。而现代城市最缺少的就是吸人眼球的创意,虽然各个城市都在寻求着变化,但是,却鲜有城市能够做到真正的创意。

第一、城市工业创意

首先是要用独特的创意去带动整个城市的工业的升级,用创意去解决现在城市建设中的经济与环境的矛盾,用文化消费来提高企业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其次要用和谐发展的文化理念来规划和实施全方位的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再次,要用人文和对自然的敬畏、保护的情怀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调节社会矛盾,以达到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用创意去促进城市工业的不断转型,创意出适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极具现代环保理念的新型工业。

第二、城市品牌创意

所谓城市品牌就是城市的一面旗帜,是城市最为重要的标牌,也是整座城市能够在这个国际化的浪潮中被认可的见证。“文化经济提供物造就品牌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能集中体现创意主体的文化见识、文化自觉、自信与想象力,而且这种文化创意的品牌,更适应创造人类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追求。城市的风景名胜、历史文物、名人名家、名牌产品、文艺、影视、出版、演出、娱乐等都可以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这对于增强城市凝聚力、影响力、开放度、美誉度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深厚的文化能够提高一座城市的整体品质,同时也能够增加这座城市的基调,提高认知度。

第三、城市形象创意

余秋雨曾说过,每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风格,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特别是西方的一些古老的城市,比如巴黎的浪漫、罗马的伟大等,而这就是一座城市的形象。这里所说的形象是指城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城市灵魂与城市风貌的统一,是城市管理与城市基础的统一,是城市灵魂与城市美感的统一。这里既反映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市民的向往,更反映城市潜在优势和美好前景。比如,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城市设施、社会性和独特性(个性),这样就能彰显富有自身魅力的城市形象。在我国,城市的特点并不是那么鲜明,但是我们的城市却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也有众多的代表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建筑。

第四、城市生活时尚创意

时尚生活代表了城市发展的航向,是一座城市和现代化的理念相融合的体现,也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所必须具有的品质。城市的生活时尚,应是引领产业、产品、服务、消费潮流的引擎;有美感、有满足和快感的心灵消费;是生命的最大默契和价值体现。城市生活时尚是由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决定的,因为创意时尚生活取决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状况,取决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有崇高的精神和理想。当然,既然是文化创意生活时尚,就该用先进的文化引导健康的生活。一座城市需要一本好书,一档好的电视节目,一张好的报纸,这些在某些程度上都影响着一座城市的品味。当美国出版大亨看到中国的《读者》并慕名来到黄河岸边,捧起朴素的《读者》杂志激动不已时,《读者》已经成为兰州的一张名片。文化创意是城市的最大财富,因文化而衍生出的各种城市思维与产业将会给整个城市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城市缺少的不是文化,也不是历史的积淀,而是缺少一种将这些文化,这些历史转化成真正的文化产业的创意。就如现在的西安,为了追求一种空假的繁华,而一味的国际化,但是它真正的文化却没有跟上,甚至可以说是在被逐渐的遗弃。这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一种变向的破坏,一种对文化的亵渎,若要真正的延续文化,就应该具有优秀的创意,把属于我们的文化延续下去。

余姚内涝严重 排水网是最终症结所在



摘要:受“菲特”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宁波余姚受涝严重,备受人们关注。截至昨晚8时,余姚过程雨量496.4毫米,姚江水位最高达5.33米,超警戒水位1.56米;24小时降雨量和姚江水位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纪录。
  余姚21个乡镇、街道均受灾,145个行政村和社区被围,受灾人口832870人,25650间房屋严重受损,转移人口61665人。城区大面积受淹,主城区城市交通瘫痪,大部分住宅小区低层进水,主城区全线停水、停电,商贸业损失严重,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山区公路交通全部中断。山区溪道、电站、灌溉等设施受损严重。据统计,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69.91亿元。
  宁波市防汛防旱指挥部昨天紧急向余姚灾区调运物资,截至傍晚,第一批物资(2万瓶矿泉水、2万包方便面、2万包饼干)已运抵余姚灾区,第二批物资(1万盒糕点、1万包饼干、1万瓶矿泉水)已启运。驻浙部队正在派大型卡车和冲锋舟挺进余姚受涝地区抢险救援。


  为什么余姚的水会那么大,为什么积水迟迟还未退?

  极端天气造成水位创新高
  和其他地市一样,余姚的雨是从前天开始下的,在这24小时之内,余姚的雨一直开足马力,瓢泼大雨倾泻不止。而由于四明山区的地形,使台风云系更容易抬升,因此余姚上空降雨云系覆盖最多,降水量也最大。
  余姚市委书记毛宏芳称,台风“菲特”带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余姚最大的一次24小时集中降雨量,导致小流域次生灾害频发。
  更可怕的是,经过6日一晚的暴雨后,暴雨再次袭击余姚。至10月8日,姚江水位已达5.33米,24小时降雨量和姚江水位均为60多年来最高纪录,另外,姚江下游姚江大闸的水位也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整个宁波地区不少水库蓄水已经饱和,部分水库蓄水量超过了警戒水位。截至昨天晚上21点,宁波全市32座大中型水库仍有23座超台汛期控制水位,其中10座正在泄洪。

  水库溢流,内河水难以外排
  宁波市城管局内河处副处长李彬告诉记者,以宁波为例,城区的雨水是由雨水管道排向内河,城区内河的水则通过沿江闸门排向三江。目前,由于三江水位仍高,致使内河水位居高不下,因此城区内河水向外面的三江排放效果并不明显,排出的水量也有限。在内河水难以外排的同时,城区上游、四明山区的雨水还在不断通过奉化江、余姚江、鄞西河网向中心城区汇集。
  余姚陆埠镇是此次内涝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余姚市三防办的工作人员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整个陆埠镇农田多,地势相对较低,创新高的集中降雨量和姚江水位让镇中心水漫金山;第二,陆埠水库水位迅速上涨,采用自由式溢洪,当水位高于最大限额46.19米时,水库便自动溢流了。
  目前,宁波城市内涝防治标准是20年一遇24小时排出,排水管网设计重现期一般为一年一遇,重要地区或者有条件建设的地区达到三五年一遇甚至更高。但是,这次台风的降雨雨量大并且集中,已经大大超过了相应的设计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内涝现象。截至昨晚,宁波市区道路大面积积水情况仍在持续,部分道路因积水严重而出现交通中断或通行困难的情况。
  据报道受“菲特”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宁波余姚受涝严重,备受人们关注。截至昨晚8时,余姚过程雨量496.4毫米,姚江水位最高达5.33米,超警戒水位1.56。
(中国城市设计周刊)

西安–破落之最

西安历史悠久,前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史不仅给西安留下了无数的地上地下宝物,也让生活在这皇天后土上的人,滋养了一种“王者之气”。

  西安在鼎盛的汉唐时期,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起点;西安有 3100年的建城史,曾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唐代的西安是世界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西安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中心。。。。。。这一切辉煌的过去,如针毡一样,让现在没有激情、越走越慢的西安坐卧不安。


  往日长安,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当时欧洲人神往的东方天堂。然而在如今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时代,西安却像一个生病没落的贵族一样,让人提不起精神。西安城市中那深沉浑厚的古色古香,并没有让她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走得更快。优越的历史、厚重的文化长久地侵蚀着这个城市的人民,优越过头到失去了新一次的奋起机会。相比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快速发展,西安显然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样,负重前行,失去曾有的辉煌和历史赋予的优越。


  而西安人依然端着饭碗,蹲在门口吃着泡馍,叹息着黄土地上群困和失落。如今的西安作为西部开发的首推城市,已经成为落后城市的代表,一个几千年来世界最强大、最辉煌的城市失落了,这是世界和中国文明的莫大损失,莫大悲哀。


  1998年克林顿访华首站就选在西安,在西安古老的钟楼上,这个美国佬慷慨激昂,发自心底给西安人一些安慰,他的“要了解一个民族,就要了解这个民族从哪里来”的名言,让西安人再次感受到了西安的大度和非凡。


  但是历史终归代表了过去,西安人必须走出自己影子,激发三秦儿女的力量,让西安这位沉睡的老英雄,再次叱侘风云,重振汉唐的雄风,让这座厚重的城市再次被激情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