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要下雨,水要淹城,城市疏于设计

    有人说过,考验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只要一场大雨就足矣。今年入夏以来,有那么些城市,被老天证明其文明的程度是不够的,只是可惜有些平头百姓却为此付出了财产乃至生命。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天气变得好极端。先是暴晒的烤几天,接着狂热的蒸几天,等到所有人呼唤着来场大雨的时候,还真就来场及时雨,只是其“大”的有点过,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彼时彼刻,那些平时标榜自己为“智慧城市”、“生态城市”、“森林城市”、“文明城市”的前缀都掉了,统统换成“内涝城市”、“海滨城市”了。每次城市里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的时候,躲在方格子里的人都盼望着能出点事情,等到新闻里、朋友圈中得知某区域灾情严重的时候,除了泛滥成河的同情心就是对脚下的城市惴惴不安的心情。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根源于对那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城市设计者的不信任。

    天要下雨,水要淹城,要问责的话,应该先从天要下雨说起。以前我们听说“百年一遇”、“千年一遇”这些字眼的时候还觉得挺稀奇,现在像这种“几年一遇”的修饰几乎三天两头的见诸报端,很好奇这些还是“多少年一遇”不?倒像是“大宝天天见了”。查阅资料发现,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公布的最新评估报告表明,过去50年中,极端天气事件特别是强降雨、高温热浪等极端事件呈现不断增多增强的趋势,预计今后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将更加频繁。世界气象组织对极端事件发表声明,不仅全球各地的极端事件明显增多,而且分布范围很广。全球气候变暖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大背景,大约一半的分析找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尽管天气自然波动的影响在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人为诱发的气候变化却是主要诱因。该报告表明:无论何时何地人类活动(如化石燃料的燃烧、温室气体的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已导致了特定的极端天气事件。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都正在发生:某些地区越来越热, 某些地区气候越来越潮湿,干旱地区越来越干旱,脆弱地区暴风雨天气越来越频繁。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正改变着大气和海洋。更严重的是,即使今天我们停止所有有害气体的排放,过量排放的碳也将影响环境好几个世纪。通过这些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极端降雨的背后难逃人类集体自罚的影子。

    天要下雨,水要淹城,市政建设难逃其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搞了二十多年,按说应该有一定的经验了。可适逢下点大雨,从武汉、杭州、昆明、郑州、西安,甚至北京,无一例外,统统经不起考验。或许有人说道路硬化度太高,有点积水什么的很正常,可人类文明到今天,竟然还能在大城市把车淹废在水里,把人淹死在车里,也是绝了。看到每次城市内涝惹出乱子后,都要靠一些普通市民、平头百姓的来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也无非是些不怎么专业的话,有的说德国人殖民时期在青岛建设的地下排水系统有多好,有的说某些“海绵城市”的建设试点地方未曾被淹等等。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知道那些披着专家卫衣的专家学者们死哪里去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无数次把道路刨开填上再挖开再填上从而影响了几十年交通不畅的设备和部门呢?一场暴雨让一座城市瞬间变为泽国,多条道路被淹,居民小区群众受困。市内交通多处瘫痪。一夜大雨后全城被淹,市民工作生活受到影响。近年来这些城市投入巨资进行市政改造与城市建设的钱呢?排水同供水、供电、供气一样,也是城市生命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市民生活质量,也会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投资环境。因此,必须创新城市建设理念,着眼长远,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地下排水管网。

    天要下雨,水要淹城,城市疏于设计,疏于长远眼光的设计。对于一个城市而言,规划容易设计难。虽然大致意思相同,但是规划偏于世界观,而设计偏于方法论。城市设计,就是要设想到一切城市会糟遇到的可能,争锋相对的谋划出相应的避免对策。就我们目前的城市而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土壤成为稀有资源。大量道路路面采用水泥、混凝土、沥青等材料,土壤被压实,结构遭到破坏,渗水能力丧失。这就导致本应成为地下水水源的大量降雨,反而成为城市排水的巨大负担。水泥大楼,柏油路面,都市以隔绝一切大自然的方式作为文明象征,看似坚不可摧,其实是让地球皮肤坏死再也不能呼吸。在极端气候变迁因子的导引下,暴雨、洪流、干旱、热浪,城市同时将会变成灾难引爆的核心。建筑物多、绿地少、路面硬化度高,更与城市生态系统的缺失有关,如绿地、河湖多数仅仅是景观。不少城市的河湖风华不似当年,河湖调蓄功能大大下降,根本不能正常代谢。下水道再完善,河道承接能力不足,内涝依然不可根治。而让城市呼吸的方法是让脚下的大地打穿气孔,雨水一来它就吸水,大热天的时候,城市地底里面储的水就会蒸发出来,也让水泥城市下的土壤被封死的状况之下,把那个气孔全面打开。目前,德国的城市雨水利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屋面雨水集蓄系统,收集的雨水经简单处理后,用于家庭、公共场所和企业的非饮用水;通过雨水截污与渗透系统,道路雨洪通过下水道排入沿途大型蓄水池或通过渗透补充地下水;通过生态小区雨水利用系统,小区沿着排水道修建可渗透浅沟,表面植有草皮,供雨水径流时下渗,超过渗透能力的雨水则进入雨洪池或人工湿地。美国的雨水资源管理以提高天然渗入能力为宗旨,强调与植物、绿地、水体等自然条件和景观结合进行生态设计,如植被缓冲带、植物浅沟、湿地等,大量使用由屋顶蓄水或入渗池、井、草地、透水地面组成的地表回灌系统,以获得环境、生态、景观等多重功效。新加坡主要通过海堤坝将蓄水池与大海隔开,防止蓄水池内的水受潮汐影响。当降雨较强而海水处于低潮时,闸门会降下,将过量的雨水排放入海。如果涨潮时降大雨,闸门则维持紧闭,工作人员转而启动巨型排水泵,将过量的雨水排入海洋。每个国家都是结合自身的环境而运用的城市设计策略。

    天要下雨,水要淹城,无论是责问、漫骂、呐喊,抑或是在某次城市内涝灾害中付出了代价,中国的城市设计都需要中国特色的智慧和思考!
  

特色之城 规划先行——山水之城的概念规划

    不同的城市有其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历史沿革和不同的地理地势也形成了关于它的独特的规划理念。特别是一些山水城市,山与水的组合让整个城市充满了灵气,同时也给城市的整体布局带来了一些麻烦。

    最为典型的就是山水之城重庆,山环水绕,绿野无穷,使得这一地区的规划也别有风情,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重庆金科万盛山城。项目位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谷景区北门八角小镇。规划的愿景是结合重庆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依托基地内原生态山林,农田,峡谷等自然资源,融入远古夜郎文化,巴渝地域习俗,农耕文化等,打造集生态观光,山地运动,休闲养生,文化体验,科普教育,避暑度假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黑山谷首席山水度假社区。总体规划以 “一环”、“三廊”、“五区”的大景观格局展开。在这样的山水城市之间,最能体现的就是生态,利用先天性丰厚的山水资源,充分的展现出了这一地区的城市文化。

    让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所谓的“一、三、五”规划设计,在生态的基础上所创造出的人文的生活理念。一环,围绕核心山体山麓打造集生态、景观、游想功能为一体的景观活力环,将三条景观通廊以及五大景观分区紧紧扣在一起,同时着力发展相关的旅游活动,在提升景观品质的同时增加相应的旅游价值。景观活力环倡导慢行的交通方式,主要以步行、自行车为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活方式,为游人创造不一样的慢生活体验。三廊,建设用地与林地、公共绿地镶嵌布置,是本项目最大的特点之一,公共绿地与林地将建设用地彼此分开,在该项目内形成主要的公共活动空间。三条主要通廊形成一个三角形状,将五个区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五区,山林核心游览区、竹溪避暑度假区、田园逸趣养生区、丛林山居度假区、峡谷国际度假区。多功能的为这个城市服务,绿色的生活观念让这个规划更具有生态理念,更符合现代的高品质生活。

    对于重庆这一地区的规划,重点以对于山水的利用为主,顺应自然的正常的发展,根据地理地势充分创造。这样才能在保证其生态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又能够展现出这一地区的独特风貌。

用公路连接起我国城镇化的宏伟版图


用公路连接起我国城镇化的宏伟版图


 

——城镇的过境公路问题探究


    城镇化一直是我们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近两年,已经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城市建设最首要工作来进行。而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都要我们来发现,来研究,来解决,不管是具体的建造规划还是整体的配套设施都有好多问题要解决。考虑到这一地区的未来发展和联系交流,商业融资,道路就成了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过境公路与城镇问题。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没有道路就等于是与世隔绝、死路一条,无法做到和外界的联系就根本没有什么发展可言。公路是我国小城镇与外界联系流通的大动脉,对小城镇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交流文化和传播科学技术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过境公路如果在城区内位置不当,对交通运输和小城镇本身都会带来后遗症。如成为过境车辆运输的卡口;交通事故的多发地段;公路分割城区空间,影响居民的户外日常活动;公路上汽车噪声,破坏了小城镇宁静的环境等等。自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很快,运输车辆在公路上迅速增长,上述的矛盾日趋尖锐,构成交通部门和小城镇十分关切的问题。也成为城镇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到我们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如果不能合理规划将会给这个城镇带来诸多问题。
    要解决问题,首先我们就要找出问题,找出问题的原因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目前有部分地区的过境公路与小镇有很大的矛盾。公路穿越小城镇所产生的矛盾,既有选线问题,也有小城镇的规划管理问题,或者说两个职能部门协调上的问题。例如杭州到金华的公路在进入义乌县城——稠城镇时,原是从民主路通过的,它是集市贸易的繁华地段,每逢节日,过境车辆常常受阻,选线不当并非是交通部门单方面的事,因为七十年代前,小城镇没有一个较为长远的发展规划,加之当时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凡能利用的城区道路尽量利用。到1975年,车辆在稠城受阻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交通部门才决定把穿越城区的这一段移至城的南侧开辟坏城公路。但不久在新建的环城路两侧又相继建起了厂房、商店和民房,环城路又变成了一条长达三公里的穿越城区道路,其交通阻塞现象不亚于当年的民主路。1984年稠城镇在进行第二次总体规划时,只好在城西再辟一条长达五公里的环城西路作过境公路。这些矛盾主要在于之前规划者们没有站到一个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没有把一些未来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当时的规划中去。



    从这一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要解决这种矛盾就要我们的政府要长远的决策,更要根据一些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具体分析。从稠城镇过境公路两次改线一例说明:如果没有较长期的规划意识作指导,没有交通部门和小城镇两者的相互合作和在建设管理上的措施,过境公路与小城镇的矛盾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过境公路穿越小城镇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目前不少城镇决定改线,将过境公路移出城区,以求从根本上解决过境公路与小城镇的矛盾,但在实施改线方案的具体政策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一些小城镇,为筹集改线资金,将改线公路两侧土地批给单位或个人建房使用,改线的投资由两侧的单位摊派。这种集资方式,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过境公路与小城镇的根本矛盾。只不过是一种矛盾的转移,一旦改线工程完成,新的矛盾必然又在新改的过境公路上出现。一定要做好最初的规划,避免这种不断改动的现象,减少因为不断改动路线而产生的新的矛盾,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特别是在改线的时候所需要的资金问题,无形中增加的成本会改规划和建设带来众多麻烦。过境公路改线关键是资金,但浙江省境内,大部分城镇改线资金不落实,近期内无法改建。如东阳县城——吴宁镇,1983年就开始进行过境公路的改线,因资金不足,改建工期长达五年,至今尚未完工,交付使用。过境公路改线关系到交通部门和小城镇两方面的利益,也关系到城镇单位和居民的利益,资金渠道也只能靠有关单位共同来解决。这就给建造带来更大的麻烦,若是资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者是在处理中遇到麻烦,工期加长,损失则会更大。
    最后,就是一些乡镇部门为了图的一时的利益,盲目的胡乱规划,在这种眼前利益的趋势下必然产生出诸多的新的矛盾。比如说,有些城镇为了一时的小利益,在离城镇并不是很近的过境公路两旁大肆招商,设置一些商业网点,建立新的城区。这给城镇与公路之间又增加了更多的矛盾,直接影响到这个城镇未来的发展,给它的规划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主要是一些利益的诱导和当地的相关部门的松散管理导致的,我们必须严格管理,合理规划,保证过境公路与城镇的和谐发展。

政策规划亟需助阵,城市“长高”欲到何时?



    近年来,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随之而来的城市病也日益涌现出来。其中,建筑越来越高就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全国的各大城市纷纷扩张,有横向的,亦有纵向的,摩天大楼平地起,且互相比高比大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任其发展,那最终结果将不堪设想。


  



    虽说中国的城镇化强调人本主义,以人为核心,但是现实进程中仍有很多不和谐的现状。据统计,目前,上海有摩天大楼130座,广州有121座,深圳有15座,10大城市的摩天大楼数量已经达500多座,中国在建的摩天大楼数量占世界的87%,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上马。预计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摩天大楼数量将是美国的2倍多,最令人担忧的是,其中80%将建在中小城市。也不难预见,若是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后患无穷。


我国的城市必须要那么多高大的建筑为支撑吗?只有摩天大楼的数量日渐增多才是所谓的发展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发达的大城市,有那么几座摩天大楼也许不为过,但是,这么多的城市要建这么多摩天大楼显然是不必要的。摩天大楼需要超常的安全设计、巨额的建设和维护费用。如果没有很强的经济基础支撑,特别是服务业支持,一则,经营上的亏损是必然的,二则,很容易产生信贷坏账。除此之外,这种高层的建筑中突发的安全问题尤其不能忽视,火灾救援工作难等严重缺陷至今仍没有有效的解决途径。


按照常理推测,以上列举的种种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城市为何还频频出现高大建筑呢?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本人认为,首先是由错误的认识所致。在那些热衷建摩天大楼的人看来,一个城市必须有超群的地标建筑,可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这当然也与政绩观作怪有关,摩天大楼往往被作为领导者在任一方的政绩。于是,各地一窝蜂地攀比,大城市要超世界,中等城市要追大城市,比着搞全国第一、亚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就像中等规模的贵州省贵阳市,规划中的摩天大楼就有17座,广西南宁超300米的大楼有10座,就连江苏省的华西村也建起了328米高的摩天大楼。有调查表明,其实很多的高层建筑使用率并不乐观,仍有很多面临经济和经营上的困难。


其实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过高的建筑不仅仅表现在摩天大楼方面。越来越高的住宅楼也成问题,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除了少数城市中心的高级公寓楼外,城市普通居民的住宅楼大都是低层建筑。有人担心,我国人多地少,低层住宅占地太多,需要超高层建筑,其实不然。据专家研究,按照合理的空间布局,一座25层的高层住宅建筑与64层建筑或者46层建筑所占的土地面积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高层建筑要想省出土地,就只能在楼间距中间动脑筋、想对策,这必然会影响高层居民的生活质量。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土地资源是最昂贵的资本,而向空间发展则是最好的对策,可以最大程度上增加利润。但由于高楼的管理和维修成本大,入住后需承受越来越大的负担。高楼还有居住安全上的问题,比如,一旦电梯出了问题,或者出现其他危及安全的事故,都会对居民造成生活的不便甚至是生命威胁。我到一些地方出差看到,一些县城的新住宅楼都是超高层,高楼林立,看起来气魄,但不一定宜居。大多数居民重视买房的费用,对居住费用往往不太重视。事实上,楼层越高,楼龄越长,管理和维护费用就越大,居民的负担也就越重。新房住进去往往感觉不到,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一部高楼的电梯,动辄以百万计,分担到居民的负担会很大。高楼管理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房子卖给了个人,开发商撤离了,开始缴纳的维修基金很少,将来难以再筹措巨大的维修费用。由此不难想象,居民住宅的高层化趋势将会给未来的城市管理带来严重的问题。


其实已经有不少国家对于城市建筑物的高度都有相对严格的要求,尤其是住宅楼房。我们看到,世界上那些最适宜居住、风貌最美的城市,都是低层建筑布局。我国的城市住宅应该以低层为主,实行限高管理,只有这样,城市才可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才可以避免把一座座城市变成以建筑为核心的“水泥森林”。当今的城市已经越来越发展成为石头打造成的森林,认识到这一点就更应该果断采取对策。


我们国家目前各个行业都进入加速期,这就要求政策管理和规划设计必须有科学性。对当下这种盲目追求高度的城市发展方式必须喊停。所以为了不使未来的城市沦为一堆建筑垃圾,从现在开始必须多管齐下,政策上也应该有相应的法律出台。再者,城市规划的角度上仍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的。

张锦秋院士、杜彦良教授出席2013年何梁何利基金学术交流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翼 赵彦强)为加快促进建筑科技成果转化,国内规模最大的民间科技奖励基金—何梁何利基金在陕西省举办2013年学术交流活动,活动由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主办,由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三家联合承办,活动邀请何梁何利奖获奖专家张锦秋院士等围绕科技前沿热点开展学术交流。

  2013年11月6日,由何梁何利基金举办的“2013年何梁何利基金学术交流活动”于西安市陕西省科技资源信息中心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当代建筑文化与建筑安全”为主题,特别邀请了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张锦秋院士以及石家庄铁道大学副校长杜彦良教授做了相关讲座。
  张锦秋院士是何梁何利基金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项的女性。201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为张锦秋颁发了此项奖项。

  张锦秋院士以“当代建筑文化与建筑安全”为主题,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建筑动向”和“和谐建筑”两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当代建筑文化的特点和发展形势。张锦秋院士用“建筑是百姓生存的基本空间;建筑是执政者的历史舞台;建筑是石头的书;建筑是民族的音乐”为开篇,从四个方面讲解了建筑文化。
  张院士说:要讲述和谐建筑,建筑到底是什么,如何看待和理解建筑,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层面就有不同的意义。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建筑是百姓生存的基本空间。第二:建筑是执政者的历史舞台。比如说在汉朝,萧何说:“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他这一说把建筑的政治意义说出来了。再举例说在唐朝,唐长安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首都,有一首诗“河山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黄居状,安知天子尊?”“天子尊”不是说皇帝本人的尊严,而是说政权。也就是说明,建筑和国家政权社稷的关系、和执政者的关系。我们建国十周年,1959年,在北京建十大工程,我们现在想想,建国刚十年向世界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我们的政权稳固了,我们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所以执政者对建筑表达政权社稷是占很高的地位的。执政者应该站得更高,为老百姓利益着想搞些建筑是应该,但是为了个人政绩,或者为了突出个人,为一己私利,则是要受到历史的批判。第三,建筑是石头的书,这句话是雨果说的。说明建筑记载了社会的发展。它是一本历史性的书。第四:建筑是民族的音乐。这是歌德的话。这是从艺术的角度上说的。算是建筑的艺术性。

  之后,张院士从20世纪后半期讲起,她说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精神财富的建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面临国际化与地域化的冲撞与融合和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的交流与融合。如丝绸之路就是一个交流、融合的纽带。而当今,全球化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碰撞的过程引发着深层次文化理念的冲突。对抗与竞争取代了心平气和的融合。强势文化则以其强势的政治、经济为背景,对相对滞后地域的文化形成了以强凌弱、取而代之的形势。在这股大潮中,如果听之任之,不去自觉地将对抗转为交流,将冲撞华为融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就会出现文化的全球化,那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剧。
  张锦秋院士用一些实际案例充分地分析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建筑动向,结合实际建筑,把整个当代建筑的走势做了具体分析。
  在谈到“和谐建筑”时,张锦秋院士说:我理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就在于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在美学上,讲究虚实相生、时空一体。情景交融;在营造上,始终追求建筑、规划、自然环境三位一体,达到和谐城市、山水城市的境界。中国历史上的城镇无不呈现着蕴涵中国建筑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艺术风格的和谐之美。
  结合我国的实际政策,从不同的层面详细的解说了她对和谐建筑的理解。
  张锦秋院士讲完后,杜彦良教授做了建筑安全方面的讲座,具体的讲解了我国在掘进机方面的成就和取得的突破。

                                                                                             (图为杜彦良教授做了建筑安全方面的讲座)        
      
    最后,何梁何利基金的代表段瑞春先生做了总结发言,并对何梁何利基金作了具体介绍。

(图为何梁何利基金的代表段瑞春先生做总结发言) 

    整个活动于下午五点半在一片掌声中圆满结束。
  

陕西 一个能让你穿梭于时空的地方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些考古专家人为陕西渭南是史书上所记载的华胥国,由此说明陕西(包括渭南,西安,咸阳,宝鸡,铜川加陕北富县以南各县,加商洛部分县)历史文化之久远。陕西关中地区(包括现在的渭南,西安,咸阳,宝鸡,铜川加陕北富县以南各县,加商洛部分县)号称“八百里秦川”,十三朝君王在此建都,因此陕西的历史文化丰富而多样,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来过陕西的人都知道陕西关中的文化特色,真的是丰富多样。“关中十大怪”就很形象的形容了我们陕西关中地区的生活特色,“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做蹲起来,唱戏吼起来。”除此之外,陕西还有很多名胜古迹,例如西安的大雁塔、钟楼、鼓楼、楼观台、兵马俑、骊山、翠华山、法门寺等等数不胜数,其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每年有大量国外朋友来此观赏。

    众多的旅游胜地给我们陕西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乐观的效益,使我们陕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更应该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这不仅是履行了我们每个弘扬生态伦理道德的权益和责任,更是为建设美丽陕西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同时也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留住华夏之根 保护成纪文化古城

历史脉络 文化沿革

这里不仅仅是一些文化传说的根据,也是华夏文明发展的源泉,更是人类不断走向成熟发展壮大的基地。

在人类文明的记载中,这里是我们老祖先成长延续的诞生地,在这里,他们有着非常灿烂的文化。成纪传说为古代伏曦出生的地方,历史记载为元代一县,位于今天水秦安和平凉静宁的交汇处,古书记载为陇山以西(现在六盘山),最为确切的是静宁的治平乡了。是中国第一大姓李氏的发祥地。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姓名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些灿烂的文化也是从这里发扬出去的。

遗址考定 综合勘查

对于古代成纪古城的说法众多,遗址不一,但从整体的历史考究和综合勘查来看,主要徘徊在天水和静宁两地。不过笔者更认同与静宁一地。古城遗址位于静宁县治平乡刘河村,为西汉所置成纪县治。城址总面积25万平方米,今存约14万平方米,西北部和东部残留城墙长490米。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有大量秦汉时期的板瓦、砖和陶器残片等,城外四周秦汉墓葬众多,出土大量文物。1993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故城地处川河地带,从大量出土的各类文物来看,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这里自然植被良好,土质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足,水源丰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发展较为繁荣。2、根据观测丈量,故城址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60米,总面积33.6万平方米。另据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初年,由于红山嘴滑坡,将城西南深沟河阻塞,使河水改道流入城内(西南城角)。时至今日,城址的二分之一多被河水冲陷,城址的西北和东北尚残存部分城垣(长约300余米),夯土层厚1417厘米不等。3、城址压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和青铜器时期文化遗址上。在城北和城东南塌陷的断面上,发现5口相似的筒形水井,经清理1口水井,深16米,基本和现在的河床一样平,井底和垫土中,含有很多秦汉时期的粗细绳纹筒瓦、板瓦和云纹瓦当等器物残片。其中另一口井,被一座西汉墓葬打破,看来是在井被废弃后,这座墓葬叠压上去的,可见这口井早于汉代。4、城址内,经过长期平整耕种,同时未作发掘试探,地面已无法观察出当时的市街等建筑结构情况,但文化堆积层相当厚,从城址断面上看深约34米,在城址内及道旁、田间地埂上,还残留大量的秦汉时期的板瓦、筒瓦、回纹铺地砖、瓦当、鸱吻等器物残件,以及唐宋时期的陶片、瓷片等。5、筒瓦一般长44厘米,直径15厘米,板瓦长55厘米,宽44厘米;瓦当有云纹、葵花纹、草叶纹以及“长乐未央”、“大禾美帛”等字迹的瓦当,以云纹瓦当最多。云纹瓦当面径在16.417厘米之间,边径1.4厘米,当心14厘米。瓦当的花纹,多是从当心周边向弦间伸出四组双直线,将当分成四个相等的扇面,诸面内各布单卷或双卷云纹一朵,当心饰方格纹。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开发利用潜力较大。从大量的发掘和分析来看,这里就是古代成纪文化古城,虽然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被一些不法之徒破坏。

历史追寻 文化定位

据上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历史上,这里有一座巨大的古城,历史文化之久远,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定位的。成纪故城在历史上曾有过规模颇大的建筑群。1、经钻探发掘,在成纪故城北和南5001000米处分布有番子坪、庙儿坪、刘河东台等秦汉墓葬区。在墓葬区及周围,历年来先后发掘和出土铜、玉、漆、陶器和各种车马器等秦汉文物800余件。2、根据有关史书文献记载,成纪县始建于西汉,属陇西郡,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郡归属天水郡。3、另据一些史料记载,唐后期,其地陷于吐蕃,历五代。在北宋真宗四年(1067),又在成纪故城遗址上置治平寨,金人占领后升为县,并置得胜州于此,后经战乱破坏,古城沦为废墟。4、根据上述及古城址现状和出土文物相吻合,自西汉初建置县起至唐开元二十二年的成纪县治,即是今静宁县治平乡刘河村故城址,但故城本身的建筑年代,则早于西汉。这就说明,成纪古城的建立远远早于汉朝,应该在我们中华文明发展之初就建立了,这也为文化传说提供了依据。

从各种考察来看,这里在曾经是非常繁荣的,有着非常完整的城市构建和灿烂的城市文化,但是很不幸。唐开元二十二年牗734年牍,陇右大地震,成纪县被毁,县治南移至秦安县境内。宋治平四年牗公元1067年牍,名将郭逵又在成纪城废墟上筑治平寨。在西汉时期,无论军事地位还是经济地位,成纪县的地理位置都极为重要。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在静宁县历代所修的地方志中均无记载,大型辞书中也未提及,直到1982年全国进行地名普查时,结合当地出土的秦汉文物,核对史实资料,参考一些学者专家的考证研究进行实地调查,才使这一湮灭千年的历史事实为世人所知。这次发现在我国城市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对这里的保护也成为了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古城保护 迫在眉睫

对于这么重要里历史文化古城,我们现在所做的保护远远不够,还需进一步的做好古城的保护,传承华夏文化之根。现在的保护只是局部的,1983年,由静宁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点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静宁县文化局会同治平乡、李店乡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同时在两乡建立文保小组,并聘请三村的村支书(或村主任)担任业余文保员。根据遗址现状,甘肃省文物局委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于20039月对成纪古城进行了现场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遗址保护加固方案。工程实施计划分期:一期工程先对遗址进行防风加固、裂隙处理和加强管理,对墙顶的浅根植被进行试种。二工程顶面全部换种浅根植被,对遗址台地西侧遭成纪河冲刷的问题实施专项治理。工程预算需投入资金71万元,地方可配套10万元。 虽然我们在保护,可是现有的力量远远不能满足真正的保护之需,我们还应该加大对古城保护的投入,注入更多的力量。

可以说,这是我们华夏民族的第一城,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根基,保护理所当然,保护刻不容缓。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我们是在为保护我们的“华夏之根”而努力,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文明的起源。成纪古城一直在遭到破坏,不管是环境上还是人为的,都在不断地破坏着,所以我们一定要加紧保护,留住华夏之根。

 

 

竹木生命力 构绿色学校










 


此设计位于印度尼西亚的一处乡村,为了构建乡村教育社区。由bamboo pure设计的竹木建筑绿色学校,通过一种绿色、服务的理念的渗入当地乡村社区教育工作中。而且用竹木作为结构、装饰材料,用于制作地板、座椅、桌子和其它器具。这个绿色学校的设计师将自己安置在三个线性排列的节点中心,其它功能空间以一种螺旋形的组织形式向外辐射。在每个锚定点上,由多根竹子交织组成的通高圆柱支撑了整个建筑,柱子与屋顶的交界处是一个木制圆环,形成了屋顶天窗。螺旋形屋顶从主要的垂直支柱开始扩展,让自然光线能到达建筑的每个角落,巨大的屋檐为开放的室内空间提供遮蔽。建筑师运用当地竹木丰富资源与传统建筑完美结合起来,又在建筑中添加众多现代设计元素,与其完美融合。


 

畅销房产里的景观细节设计(实景

    “金九银十”,又到传统的每年楼市做火热的时期,然而各家楼盘的销售额都不太理想,相对而言,万科的房子还是比较好卖。除过它一流的管理水平和信得过的质量外,影响业主购买欲望的还有它精心设计的景观,美到每个细节,妙到每个细节。

“鬼城”频现 圈地不断 引众多媒体关注



近日,凤凰网、人民日报、新闻晚报等各大国内媒体还有部分外媒,都在撰文讨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拍脑袋式大肆圈地“造城”所造成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造城”之风,其根源还是用“GDP至上”的旧思维想问题,靠行政推动的老办法谋发展。发改委部分官员也曾表示,根据调研,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附近都要搞一个新区,现在不止鄂尔多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鬼城”。还有数据表示,一些城市的房产项目空置率达40%-60%,部分中西部城市更是高达70%-80%





据凤凰网报道,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如此多的新城,果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吗?鱼米之乡常州,与苏州、无锡并称“苏锡常”是江苏省最为富饶的地区。然而这里城市新区却遭遇房价停滞不前的尴尬。在华灯初上之际,大部分新小区孤灯一盏,无限凄凉。





大多数城市,本地市民都是有安置房的,有的人甚至能分到十二套,因此上购买房子的主力军,就主要依靠外来人口。而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购买新房的主力军外来人口似乎不太给力。以常州为例,常州的外来人口大约有170万左右,占常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些外来人口多数是受教育程度不高,消费能力有限的务工人员,购买能力有限。让他们买房子有些不太现实。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分析称,高净值人士的要净流入,这个是很关键的。有的是人口增加,但是高净值人士在流出,这个就支撑不住整个城市建设和他的房价。事实上,常州新城区绝对不是个例。被媒体誉为“鬼城”的鄂尔多斯、房价持续下跌的温州、房产泡沫严重的辽宁营口等,都有类似经历。





一个城市空间,如果没有产业的繁荣,无论多宏伟壮丽都难以持续,最多变成漂亮的鬼城和空城。花费巨资修建的鄂尔多斯新城,昆明呈贡新城……这些赫赫有名的鬼城空城,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宽阔的马路、巨大的广场、宏伟的建筑……巨额债务支撑起来的城市面貌,不可谓不漂亮,但是缺乏产业的支撑,仍然人车寥落,一片萧条。空城、鬼城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城市空洞化,缺乏产业和社会支撑的结果。前不久,温州当地年轻人将置信名都购物中心衰惫的模样拍照传上微博,戏称“温州一鬼城”。





最近,国家发改委的一个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竟然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这些数字,加上各地频现的“国际化大都市”规划,不时曝光的“空城”“鬼城”问题,让人们忧虑,“造城”运动会带给城市怎样的未来?





旧城改造、建设新区是各地城镇化进程当中普遍面临的重要发展课题。改革初期,深圳、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中有郑东新区,近有西咸新区,都为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贡献了巨大力量。然而,相同的发展办法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是否得当呢?是否尊重客观规律呢?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和方法论,我们应该是在城镇化的建设中,必须因地制宜、注重质量,必须量力而行。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端多大碗、吃多少饭。新区建不建、建多少、建多大、标准多高、速度多快,这些问题应该到实践和群众中找答案。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现在好多城市的建设几乎都来之于一拍脑门,即刻建来,圈地盖楼,一气合成。结果,遍地开花的新区、新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容,往往与之背道而驰。一些地方总想一口吃成胖子,城市建设的虚火太旺。不顾自身条件的贪大求快,甚至人为提高建设标准不计成本,甚至无视群众利益蛮干硬干,吹大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泡沫”。比如,在西南某个县级市开足马力上房地产项目,仅消化现有住房就需至少15年;又比如,江苏某镇明知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说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类似这样的现象和更加胜于这样的现象,各地都很常见。





好多关注城市问题的人们,常常在思考,这种与实际脱节、与规律相悖、与民意相违的“造城”之风,表面上红红火火、风风光光,实际上却是精血亏耗的虚火症。一些城市盘子做大了,骨架撑开了,高楼起来了,却缺乏完善的公共设施,没有可靠的产业支撑,公共服务也远远落在后面。注定了要迟早和最终变作荒草萋萋的“鬼城”。而成为鬼城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城市里农民待不下,老百姓走不进,市民也没得到什么具体的实惠。特别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大造新城、滥建新区,就是在搞不得人心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民愤不断。这些都值得城市领导者门的警惕和反思。





人民网发文表示,决策失误、规划错误,所造成的浪费往往是最大的。不少地方一哄而上,新城四起,大片良田被圈占,大笔财政资金注入,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一些地方更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借新债还旧债,“地都卖到20年后了”。然而,事实一再证明,那些“拍脑袋”拍出来、“一支笔”批出来的新城新区,那些荒草萋萋的烂尾工程、“空城”“鬼城”,其实是缺乏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复建设、无效投资,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更让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发展病”越来越加重。中央也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放在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发展视野中来谋划。这是一项内涵丰富的现代化系统工程,也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改革过程。剖析“造城”之风,错就错在将城镇化简单地理解成圈地、盖楼、造城,还是用“GDP至上”的旧思维想问题,靠行政推动的老办法谋发展上。





除了空城外,在各地的“造城盛宴”中,所谓的国际文化园,产业园,风情园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但最后的结果落得一地空荡荡的厂房,商店和野蛮的荒草。另外,在经济方面,地方政府胡乱贷款,拿地方信誉胡乱担保,这股风刹不住你说什么都没用的。这种东西如果是市场力量在做的话谁也不会傻。房子卖不出去,他就不会去干了。地方政府不管这茬,他贷完款,最后成为政府坏账,甚至寄希望国家给他埋单,这种心理是很严重的。





这种群众反映强烈、隐患严重的发展顽疾,已经到了必须下猛药、出硬招进行治理的时候。可对症的药方又在哪里呢?(整理:王翼)